或许是恋旧情结的缘故，一提起故乡，就有一番难言的思绪，绞得心久久不能平静。随着时光的流逝，人老了死了，房旧了塌了，叶落了树枯了残了，这一切似乎都很平淡自然，惟有故乡那山那水那人至今想来总让人念念不忘，以至使我不得不一天比一天坚信：我年少时平安、祥和的故乡，确实就是一方已经消逝的仙境。

 我的故乡在以岩溶风光和彝族风情闻名天下的石林彝族自治县。但生我养我的地方，却是一个外人知之甚少、偏僻封闭的名叫威黑的小山村。那里最早的居民是彝族黑彝人的刘姓和万姓，随后入住这里的相继有彝族撒尼人和清代以后迁入的汉人。据说这里起初是一个长满荆棘、四周青山环抱的小盆地，刘万二姓黑彝大约在明朝时从宣威、罗平等地逃亡到这里，见到山势地貌与家乡相似，又有一汪清澈的水塘，就住了下来。“威黑”是彝语的汉字注音，意思是坐落在水塘边的村庄。因为居民的来源不同，加之荆棘的阻隔，刘万两家住地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都没有往来。后来听到鸡鸣狗吠才相互确知有人家居住，双方经过三天三夜才砍开了一条通道，相互往来。后来姓刘的一家要迁到外地去，经姓万的一家再三挽留才留了下来。因为彝族过去没有姓氏，后来留下来的一家就姓刘，“刘”是“留”的谐音；而万姓的来源则传说是刘姓走时因盼望挽留的缘故，“万”是“望”的谐音。因为这里临近历史上有名的爨氏统治的中心区，是云南重要的人口集散地之一，从这里迁出过不少的彝族和汉族。临近的清水塘、中寨两个撒尼村子则是清朝中晚期从这里迁出去的。现在威黑村有一百多户人家，而黑彝只有十余家，撒尼却只剩两三家了。

 故乡虽然偏僻闭塞，但我总觉得那是天造地设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好地方，因为那里不仅有肥沃的盆地，宽敞修长的的河谷，茂密的山林，更有被人视为万物之母的潺潺不绝的水源。这水绝对是一般的水，但它的流程分布却很有些神奇的味道。水的源头在村东北一两公里处，是几处天然的湖泊。这些湖泊的水就通过地下溶洞流淌到村子所在的盆地的东北端出涌为泉，可引灌到大多数的田地；又有地下暗河将用过的水集中输送到村西北外，出流成河，浇灌大片肥沃的河谷。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故乡成为高海拔地区种植水稻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大跃进”中全民大干水利，故乡原有的塘坝沟渠得到进一步整修，水利条件又有了新的改观，一年四季清水长流，被誉为“小宜良”。在我记事的70年代，村里除住宅道路和部分菜地外就是大片的水田，户户房屋四周都是高大的各种果树，以及金竹和其他树木，风景优美极了。风和日丽春暖花开的日子，爬上离家最近的官山或者火烧山上俯瞰全村，简直就是一幅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而四围碧绿葱翠的座座山岚，既象一方精美绝伦的画框，又象是上帝执意放置在这里的他心爱的翡翠项链。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绝。据村老相传，过去有下江人到村来寻宝，看过地理后说我们村是浮在海上的浪渣，下面覆盖的是大海。村子附近的确有许多的溶洞，扔进石头都可以听到叮咚的水声。村子的东南部一片面积较广而又复杂的岩溶洼地，平时散布着几处稀疏的湖泊，比较缺水的年成，可以干涸得没有一点水，放牛放羊的牧人每天出门就得找地方把牲口喂足了水才赶到那一带去放牧。若是遇到雨水较多的年份，洼地中的无数口竖井样的溶洞就会一齐往上喷水，一两天就把整个洼地淹没。那水是非常清澈透明毫无污染的，有时还会涌出大量的鱼儿来。这样一来，平时毫不起眼的洼地，顿时变成了绵延数里，风光秀美的仙境，水最深处可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慢慢消退。对此，村人们见惯不惊，有些文化的人说这是地河涨水的缘故，没有文化的人则认为这是仙家的手笔，敬畏有加。

 村里的居民尽管来源不同，信仰各异，入住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彼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并没有什么大的摩擦和不快。那时正值人民公社化时期，全村设为两个生产队，社员由生产队安排参加生产，按人口和工分分配粮食和现金。各户还有数量不多的一点自留地，可以自行种植蔬菜和粮食；彝族人家还有小块的土地用来种植苎麻；黑彝人家房前屋后的金竹树木也归其私人所有。我家是黑彝，祖上传留下来的竹木约有二三亩，至今仍由我家自己管理和出售，收入虽然不多，但也总算是一笔不可忽略的财产。

 村民除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各家各户还根据自己的实际养了一些鸡猪之类，有的也做些手艺活计，从各个方面增加家庭收入。那时生产队的收入不是很多，但只要稍微有些理财能力的人家，糊个口穿个暖也还基本可以凑合。我最大的印象是那时村里各户的贫富程度差距不大，村民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从事娱乐活动，精神格外轻松愉悦。在田头地角的劳动间隙，村民要么唱唱歌，要么摆摆古，要么打打扑克牌，要么就来个摔跤比赛，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回家吃过饭，一家人也可以拉拉家常，要么就到亲戚朋友家串门聊天，有时还可以看看电影和文艺演出。逢年过节，生产队都要杀猪宰羊，要么按人分到各家各户享用，要么干脆来个大“拼伙”，各家带着餐具集中到一起就餐。酒足饭饱之后，或猜拳行令，或引亢高歌，或手舞足蹈，一片祥和景象，好不热闹。

 那时时兴勤工俭学，村里就办有小学，学生只象征性的交一点学杂费，家庭的负担很轻，没有谁家的孩子想读读不起的。那时山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供村民采食，如面蒿、棠梨花、地碱皮、杨梅、火把果、野土瓜、鸡嗉子、松子、菌类等等。那时很少使用化肥农药，池塘和小河中有鱼有虾，枯水季节甚至平时都可以抓到不少。爱好打猎的人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正是收获的季节，小兔、野鸡、麂子、斑鸠什么都可以成为一家老小丰盛的美餐，补充御寒必须的脂肪和热量。村民所有的这些东西饿则可以充饥，售则可以购物。那时没有懒汉没有二流子，也没有赌博没有鸦片梅毒更没有海洛因。小偷小摸倒也偶有发生，但扭转不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老民风。

 然而，这种仿佛人间仙境的生活也是流动而飘渺的，就像上帝更准确地说像美丽的仙女那透明飘逸的胴体和衣裙一飘而过。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村里的“仙气”就逐渐退化。先是村中路旁水边那些婀娜多姿的垂柳，无意中因争夺了秧苗的阳光而被生产队长派人砍伐殆尽；接着村东的密枝林中两三围粗的棠梨树，也三三两两陆续被砍来打制成生产队的大牛车，没有多少年也就成了一片突兀的荒坡，很快又变成一块绿油油的庄稼地。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历史以来发展不完全的私有观念一时恶性膨胀，人性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自私、贪婪了许多。一向以偷盗为耻辱的彝民都有人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除入室盗窃较少外，室外森林、庄稼、蔬菜的小偷小摸司空见惯。记忆中对我震动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82年在维则村读高中时发生的。维则距离我村55华里，当时县内的交通条件不像现在一样好，我每个大周（两个星期）都要从崎岖坎坷的山路上徒步来回往返。五月的某一天正午，我从家里到学校去，刚出村就发现邻村的两个彝妇栽秧后回家吃午饭，四十岁左右的一人身背四方蓝，二十多岁的少妇肩扛一把板锄，仿佛是婆媳俩的模样。她们缓步走进我村某户的地里，少妇将荞地里套种的白菜挖起装进老妇的蓝中，边走边挖，肆无忌惮。我等见状大声呵斥，俩妇女毫无惧色，反而回过头来用彝话与我们对骂。

 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集体所有的山林不断受到野蛮的砍伐，自然环境迅速退化恶化。近年又由于盲目发展乳山羊，山林草场载畜量过高，草吃光了吃树叶，低处的吃光了牧羊人就砍树枝喂。几年下来，草连根都被羊踏死了，树也所剩无几，就连村子四周多少代人保留下来的封山也被砍伐得露了筋骨。塘坝长年失修，加之淤泥的不断加深、水源的缺少，近年大量水田因无水灌溉而无限抛荒。原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场院被私人一点点占据分割，道路变得狭窄又肮脏，连吉普车进出都有些吃力。每次回家省亲，看着村子中间大片的干涸又长满野草的田里，牛马牲口正在吃草，干瘦的老母猪在田埂上又拱又撬的疮痍景象，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恼和感伤。

 说真的，如果说从纵向上比较，可以说各家各户的经济生活水平都有了不小的提高，但人们心里的贫穷感却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城乡差距、村际户际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人可以认识的生活水平与实际能够享受到的生活有天渊之别，怎么能够会有满足感呢。更有甚者，人们发现有相当一些富有者不是真正靠勤劳致富，而是通过非正当渠道暴富，因而在人的无意识中都积压着一股恶气。这股恶气不能正常宣泄，就会对人性产生严重的扭曲作用，对社会对人生都极为不利。我曾一相情愿地将这种社会病害命名为“社会不公病”，并罗列它的主要症状是：1. 最大限度地在同一社区内造成社会分层、社会摩擦直至社会对抗；2.最大限度地削弱人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3.最大限度地破坏道德、正义和法制。在这种病症的驱使下，极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大多数人则唉声叹气，自视前程渺茫，有力者以偷抢满足私欲，有智者以坑蒙拐骗、阿谀献媚为阶梯，有色者以卖笑献身为鱼饵，有节有义、无门无路者以饱经风霜而后死。走到这一步田地还能咋办，正义和理性全被膨胀的私欲碾压蹂躏得没有了踪迹，只残留在少数无奈者的心里。有权有势者嘴上可以说出120种冠冕堂皇非常大气的理论和教条，让乍听者对未来的蓝图有1200个信心，会后他手里又亮出360种邪术搜刮消受平民百姓的血与肉。无权无势者可以360天躲在自家的灶门前诅咒和哀怨，但仍然少不了一天两顿饭，没有法就360天去搜刮那山360天去糟蹋那水。全社会都如此，再美的仙境也要消逝也要幻化成阴曹地府，更何况记忆中的故乡，原本就不是什么仙境，又如何能够经受得起如此巨大的灾难呢。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讲，取消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但没有错，而且具有非常进步的现实和历史的意义。想一想当时农民望着吃不完的粮食的喜悦，听着一户户起房盖屋的鞭炮的鸣响，谁能说什么二话。问题是农业是一个效益很低的产业，除需要国家不断增加投入和补贴外，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引导和服务。但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是放得太多管得太少，给予不多索取不少。除“三提五统”外，修路、办学、治水等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摊派负担较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让人眼花缭乱，学生入学费用的日益攀高等等，每一项开支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剑，时时悬挂在农民的脖子上。算一算收入，确实比十几年前增加不少，但除去零零总总的开支，一个大男人就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了。

 小时候魂牵梦绕的2000年到了，我特意带着妻子和未满三岁的女儿回家过中国人最盛大最隆重的春节。但情况与想象的大不一样。由于事前没有给家里打过招呼，因而家里也完全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安排春节的生活的。今年家里杀了一头年猪，做了一榨新鲜豆腐，在我们回来的那天弟弟去20里外的集市赶街，买回了两三棵白菜、少量的佐料、几封鞭炮和几张门神对子之类就准备过年了。第二天村内有陆良的小贩来换米粉，家里又换了一盆约六七斤，就再没有买其它任何的东西了。除夕之夜，弟弟放过鞭炮后，我们一家人就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吃年饭了。

 在除夕之夜吃黑晚饭并在吃饭时放鞭炮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一可以渲染节日气氛，二也是除岁辟邪风俗的延续，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是没有一户可以免掉的。但我当夜看春节联欢晚会到深夜，上百户的村子也只有六七家稀稀拉拉放鞭炮。第二天上街看看，也全然没有过年的热闹景象，一个村子静悄悄的，连孩子们放鞭炮的声音也很少听到。是孩子们不喜欢这些东西吗，我不相信。因为我们晚上放从城里带回去的礼花时，我的女儿菲红和不到两岁的侄儿飞龙都争着抢着要放，再大一些的孩子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与母亲说起这事，母亲说这些年种烤烟的收入太少，各项开支又比以前多，又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从前两年开始放鞭炮的就很少了，并非现在的孩子不喜欢玩，完全是没有钱的缘故。

 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不宽余，但无论如何过年的鞭炮或多或少总是不能没有的；另外大人买多买少不管，每个孩子从头到脚一套新衣裳是不能少的；煮米粉、做豆腐、杀年猪、舂饵块、贴春联也是必须准备的。除夕之夜，家家放鞭炮，此起彼伏，相互比较，不仅要看谁家的年猪养得壮，还要比谁家的鞭炮放得多放得响。十二点一过，又有人打着火把捏着电筒放着炮仗抢着去挑新水。接下来又是起床开门放鞭炮、中午晚上吃饭放鞭炮等等，基本上是不停顿的。春节期间，村民砍来树木支起磨秋、翻秋进行娱乐，组织篮球比赛、扑克比赛、文艺表演等的文体活动，还老老少少去钻溶洞，一直热闹到初三以后才下地劳动。而如今的春节却如此冷冷清清，很不是滋味。初二、初三到亲戚家里去拜望八十岁左右的两位老人，结果也没有看到。不是他们出去玩耍串门，而是忙着去种洋芋和做其它活计去了，辛苦了一辈子的人了，过年这三天还不能安安稳稳地休息，这究竟是谁的错，怪子女不孝，怪自己闲不住，还是怪其它的什么，我说不清道不明，但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自在。

 我忍不住去想并且确信，人民公社的体制可以不要，年猪可以不杀，门神对联可以不贴，鞭炮可以不放，呛人的烈酒可以不喝，但逝去的那些优美的风景、愉悦的心情，确是我们所不应该遗弃的。如果连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即便天天穿着裘皮大衣身上也不会感到温暖，即便天天吃天鹅吃龙肉嘴里也尝不出美的滋味，那人民币英镑美圆又有什么用，不如摘个树叶吹段山歌更有滋味。如果真的那样，汽车洋房权势又有什么用，还不如和精神病患者为伍，在大街在干净或肮脏的地方，哭哭笑笑，蹦蹦跳跳，喊喊叫叫，走走睡睡，睡睡走走，好不自在好不快乐。

 但我始终相信，那消逝的仙境一定会回来，因为那是人类心灵中上帝的预定。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和同我一样心情的人们，一定能把她找回来，并把她打扮得更加美丽。我们将居住和漫游在如仙境般美丽的乐土上，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一起快乐地玩耍，给他们讲述我的美如仙境的故乡曾经发生的故事，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永远地记得，在那个名叫石林的地方，还有一片美丽的家园，它的名字叫威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