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云南政协报》2004年6月12日“湖畔文谈”

          《幽闲鼓吹》(华夏出版社2007年10版）

                             经霜雪而不凋

——评马旷源先生《松风书话》

杨荣昌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之于文学事业的发展，历来被学界形象地喻为鸟之双翼和车之双轮的关系，有创作的发展而无评论的活跃，或有评论的勃兴而无创作的繁荣，都会导致文学在某个程度上停滞下来。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让创作为评论提供素材积累和文本展示，评论则对创作进行深度的理论透视和审美观照，彼此协调发展、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文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云南省回族评论家马旷源先生，继1992年出版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新文学味羹录》而蜚声文坛之后，近年来致力于“书话”的创作，先后推出《雁峰书话》（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芜园书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赢得读者的由衷好评，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针对他的文学观念、行文风格、叙事模式以及更深层的人性探询给予了多侧面的文本分析。这种对文学评论进行评论的文风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而他的第四部文学评论集《松风书话》也于2003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上述三部集子一以贯之所坚持的美学风格的延续，而且，依笔者之见，从这本集子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愈益深厚的行文功力和巧匠运斤的文风，标志着他评论风格的逐渐稳定、成熟。本文试图将其风格归纳，以求教作者及诸位方家。

一、学养深厚，思想犀锐

    先生的开山之作是《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试论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一文，他长期在大学中文系里任教，发表了大量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其学术探索的深度和理论创新的勇气深得学界前辈和同仁的赞许、推崇，文学评论应该说是他在学海遨游和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内心涌动的艺术激情的外露和宣泄，惟其如此，他的文章才显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犀锐的思想锋芒。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极力呼吁中国需要学者型的作家，即要求作家不但要能创作出艺术性、思想性堪称上乘的文艺作品，还要能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撰写出有一定质量的学术论文。旷源先生是深谙此道并力主实践的，他把学问作为作文的基础，而文采又为学术论文增添了不少的灵气，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如果说在《新文学味羹录》这本确立他在云南省文学评论界地位的集子中，更多的是体现作者对具体作家、作品作细致的文本分析和个性化的阐述，那么《松风书话》中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概说》、《老一辈文学评论家》和《解放后出现的评论家》三篇长文，则是对建国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近40年中的文学评论发展轨迹做了精要的概述，对这一时期影响甚深的评论家做了特别评述。文学评论作为文学事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自身便是一个不断发展、渐进的过程，一名优秀的评论家，在面对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和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时，不但要能做出微观的透视，还要能站在“史”的高度对所评对象做出独特的判断，这需要评论家对文学批评这种文体的艺术特征和发展历史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尽管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出身，但他的知识面是极其广博的，从《松风书话》来看，其知识已涉及了中国古典文学、民俗学、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广泛的学术兴趣使他并没有把探索的目光局限于现代文学领域，在民族文化、民俗学等方面也用力甚勤且著述丰澹，先后出版了《西游记考证》、《回族文化论集》和《彝族文学论稿》等文化学专著。他腹笥繁富，勤于阅读，对各种史料的熟稔，在作文时便能做到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而很少有笔力不逮、难以驾驭的迹象。这种突破专业（狭义）限制，在各种文体中游刃行笔的自如使得文章没有丝毫的单调感，反而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悠远的美学魅力。

    作者所具有的才气为他的评论文章镀上了一层艺术的光华。一个要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建树的作家，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勤奋都是必不可缺的。旷源先生的勤奋自不必说，而才气，编辑家易山先生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就旷源而论，若没有才气，中学时代何以能创作出独幕话剧《又迟到了》，并多次搬上舞台？若没有才气，在当知青插队期间为何便敢于编撰《鲁迅年谱》？若没有才气，作为一名稚嫩的大学生，又怎能在1980念那改革开放之风刚起于青频之末时，便敢于对周作人那样人们长期讳莫如深的作家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敢于肯定他在五四新文学草创时期的贡献，从而多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若没有才气，又怎能把握以多部长篇屹立于文坛的老作家李乔，并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整体的鸟瞰？从上述等等事实，可看出旷源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评论家。”（《新文学味羹录<跋>》云南教育出版社）

二、行文流畅，灵气飞扬

    整部《松风书话》，除第一辑收录的部分篇什较长外，其余的均为千余字短文，但无论短长，都没有纯理论文章的枯燥和繁冗拖沓之感。当前评论界有一种不良的批评模式，一些批评家，喜欢在文章之首长篇累牍地引用某某先哲的“至理名言”作为自己批评的立论依据，或者转引西方刚流行的理论术语微加阐释，中间摘抄所评之作的内容简介，旋即得出“此作品符合上述理论”的结论。这种不结合现实语境而无选择地推行“拿来主义”的批评方法跟我们今天的高中生做政治分析题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遵循的都是“理论+材料=结论”的原则。把作品强行当作诠释新理论的实验品（大多是牺牲品）的批评，丝毫看不出批评者所必备的细腻的艺术感悟力和条分缕析的理论概括力，只会让作家目瞪口呆，读者昏昏欲睡。

    旷源先生的评论有明快畅晓的文风，他很少在文章中作大段大段的理论征引，也不象印象派批评家，泛泛而谈，发些廉价的赞语，而是恪守批评家的职业素养，以实践成就为作品评论的第一要义，即先以一名读者的身份对文本进行熟读和揣摩，再提出自己诚恳的思索。他评论作品往往从作家的出身、生平谈起，由人入文，对作品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征进行一番分析之后，笔尖直触内里，将其精髓和闪光点呈示给读者，最后站在历史和理论的高度进行切中肯綮的评判。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得亦文亦白、文白相杂的表达方式在《松风书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古文所蕴涵的微言大义的特征使得他的文字精确简洁，律动着诗的质感。这是前面所述的才华与功底相结合的最佳例证，也是他致力追求的评论散文化的实践结晶，读者在形象化的审美阅读中产生快感，继而便于接受、认同其观点。

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清新的生活气息

    旷源先生是大学中文系里讲授现代文学史和民族文化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因高墙大院的阻隔而滞塞了文气，像某些冬烘先生的作品一样，枯燥乏味、晦涩难懂。他的评论始终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清新的生活气息，这与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另两重身份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和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与执政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意识决定了他要以赤子之心眷注国计民生，这源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道统，为人为文都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松风书话》中，所评之作近半与云南有关，他写作的初衷“（文章）内容多扣定云南，从汗牛充栋的典籍中，寻出一点云南的故实，为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一点别人不大注意的史料。”并且谦虚地说“所起的，只是鲁迅先生所说，一砖一瓦的作用。”（《后记》<一>）为扩大宣传力度，他把文章先后交《云南政协报》、《云南日报》、《旧书信息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而涉及云南当代文学创作的作品也占一定比重，这不但为云南省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史料，也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四、浓郁的人情和纯美的品性

    批评家不是冷漠的工匠，他手中的笔并非像医生的手术刀那样，除了对文本进行精细的技术分析之外，就不包含心灵的热情。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蕴涵着批评家对所评对象的深刻理解、同情，甚至爱恋，真诚的文学批评源自一种感动，一种自批评家内心深出不可遏止的诉说欲望。《松风书话》所评之文作者，多半与他过从甚密，如钱谷融、张文勋、吴积才等学界泰斗，周良沛、苏策、芮增瑞等文坛名人，以及王稼句、徐雁、红芒等文友。作者评其文其实也是在品其人，文品如人品，“诗品缘于人品高”，正是这些学者、作家身上蕴涵着高尚的人格魅力，才写出震撼人心、启迪心智的文艺作品。作者评述其作品时也在以己自况，通篇充盈着浓郁的人情和纯美的品性，如岸芷汀兰，幽香四溢，美不胜收。诚如他所言，文章如松风，“有清香味……飘逸中不失沉着，散淡中自有节操，悠远，绵长。”然而，文学批评毕竟是一种理性胜于感性的文体，单纯的阐释或赞誉，可能会因评论对象与作者之间的私交而使作者陷入爱屋及乌的情感模式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批评的独立性品格。依笔者之私见，《松风书话》的某些篇什是有着这种倾向的，所幸读这类文章，能从中品出人性的崇高，进而陶冶心灵，提升境界，白璧微瑕，也就不掩其瑜了。

    原想这篇短文以“庾信文章老更成”来命名，但想到旷源先生今年才48岁，正是年富力强，学术、创作生命力蓬勃旺盛，佳作迭出的时候，离“老”尚远，思忖再三，遂改为现名。但表达的主题都是一致的：旷源先生以深厚的学识修养和卓越的艺术气质创作出大量的奇篇佳构，显示出成熟的学者型作家日益稳健的创作风格，这些美文，将滋润着无数对缪斯女神有着强烈思慕的读者的心灵！

注：本文发表时，题为《匠心独运功愈深》，署作者笔名“昌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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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旷源：回族，云南腾冲人，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云南省回族学会副会长、楚雄州政协副主席、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代表作品：文学评论集《新文学味羹录》、《雁峰书话》、《芜园书话》、《松风书话》、《天南书话》、《云水书话》，四卷本《马旷源民族文化论集》，《旷源诗选》、《我与钱谷融先生》等近三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