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山吴晗题诗考
刘世生
1938年2月，吴晗到石林（原路南）考察，在维则村考察彝族文化时登临独石山访古，性情所至，题诗一首，交乡绅刊刻于独石山的石壁之上。后来，由于吴晗成为中国的历史学大师，并因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独石山石刻也就成为石林有争议的一处重要文物。但也就是由于文革中吴晗的落难，他的题诗也被无情地铲除了。当中国历史发展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时，人们尤其是石林的人们才又珍视起文人的那一方的墨迹。但记忆中的吴晗题诗，也已经被历史的风云吹打得稀稀落落，吴晗的题诗也就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地传播着，孰是孰非也就没有人去考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有意无意间被人扭曲异化，完全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或许是出于性情的偏执，或许是出于历史学专业的职业道德，我还是在经过一段长期的追寻之后，理清了事情的源委，特写出来奉献给关心地方文化的同道者。
一、吴晗到石林以及题诗的经过
吴晗到石林是民国27年2月。据施蛰存先生在1939年所写的《路南游踪》介绍，吴晗一行是受路南籍学生李埏的邀请到路南旅游的，除玩耍石林外主要考察彝族撒尼人的文化。同行者三人，除吴晗本人外还有他的弟弟吴春曦和著名作家施蛰存。
吴晗一行的行程是，1938年2月5日早晨5点多起床去赶火车，从昆明出发，乘滇越铁路5个多小时，于正午到达宜良县境内的狗街火车站。吃过午饭后，吴晗兄弟骑马，施蛰存坐滑竿，在李埏家派去的人护送下，翻山越岭，直到天黑，才走完四十里的山路，到达路南县城，当夜住在李埏舅父徐家。6日早起转了县城，吃过早点就去游石林公园，顺便拜访五棵树村的夷民，又到堡子村一个来时在火车上相识姓段的军人家里吃晚饭。7日正当是农历正月初八黑龙潭龙王会的日子，吴晗一行先到东海子村赵村长家拜访，随后就参观了盛大的龙王会活动，不仅看到了志书上记载的以大香祭龙的场景，而且接触到了彝族男女青年跳乐求偶的习俗。8日参观芝云洞和天生桥。9日下午三四点钟出发，到维则村时已经是晚上8点，摸了两三个小时的黑路。他们在维则的几天，就住在村长李凤林的家里。10日，在维则村看了天主教堂和邓明德墓、密枝林、独石山和长湖。11日午饭后，被邀请到宜政村参观，当晚六点返回维则。12日，参观了建设中的省立圭山小学，下午离开维则，于晚上六点到达格温村（今月湖）。13～14日，考察了月湖村的彝族文化。14日正是正月十五的太平盛会，吴晗一行考察了祭山神等仪式。在这里，彝族撒尼人的歌舞文化、服饰文化、公房文化、宗教文化等，给吴晗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日午饭后，吴晗一行返回路南县城。次日早起，吴晗一行吃过早点，每人雇了一乘滑竿，在12点赶到狗街。下午1点上火车，于下午6点回到昆明。本次旅行，在路南游了10天。但不知为什么，施蛰存先生在他长达近3万字的游记中，却只字没有提到吴晗题诗独石山的经过。
2006年4月3日，92岁高龄的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埏，在他简陋的寓所接待了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谈到了当年吴晗题诗的情况。他说，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书法家，吴晗请他的父亲代写了题诗。写了以后，当地的一名头人说，“我负责把它刻到石头上去”。后来他果然刻了，可惜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如果李埏先生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李埏先生的父亲李映乙应该是在1938年2月15日吴晗一行返回到路南县城这天受托书写题诗的，而那个自荐负责刊刻题诗的人就是维则的李凤林。在接受采访那天，李埏先生据说还给摄制组一丝不苟地书写了这首诗。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将恩师吴晗这首七十年前作的诗，再次刊刻在独石山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赵发，了解彝族人民这断反抗压迫的壮烈历史。2008年5月12日，也就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日子，李埏先生在昆明不幸逝世。现在独石山的题诗也已经恢复了。但我得到的回答是，刻上去的不是李埏先生的墨迹，而是电脑打印的字体。据文物部门的人说，他们也知道有李埏重写题诗一事，并寻问过相关的部门，但一直没有找到，苦于时间紧迫，才采取了上述措施。我前些天到李埏先生家里，问过他的老伴赵毓兰老人，她说前些年是写过，但她至今也已经不知道下落。
二、吴晗题诗真伪辨析
吴晗题写的诗，同行的施蛰存没有记录，以后刊刻了却没有保留下来，民间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难辨真伪。据我所知，现在容易看到或者说影响比较大的版本主要有四个：
一是石林县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该书先后共刊登过两个版本，一个是热心于文史研究的原政协副主席许谫的版本。1986年5月，许谫在他主编的《路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上发表了署名为许岱君的文章《吴晗题诗独石山》，除全文刊出了题诗外，还根据武自立、黄建明在同期发表的关于乍龙彝文摩崖的翻译文章以及旧志的记述，比较全面准确地综述了清朝咸丰年间爆发的路南彝族人民起义。许谫发表的吴晗题诗全文如下：
《题尾则独石山》
独石山头竖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独旁夕阳觅古碑。
一是蔡超尘订正的版本。1987年8月13日，蔡先生在看了许谫的文章后，对吴晗的题诗提出异议，凭记忆认为许文有误，应将“山头”改为“山上”，“旁”改成了“傍”，并认为第四句开头应是“犹”而不是“独”。理由有二：“一则与第一句‘独’字重复，再则此处以用平声字为宜，而‘独’字为仄字，读来不顺口。”该文也发表在《路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吴晗所题的诗文应该是：
独石山上竖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犹傍斜阳觅古碑。
再则是县志上记录的版本。1996年11月出版的石林县第一部新县志《路南彝族自治县志》，在卷十七《石林》部分又刊出了又一个版本，但也仅有诗文而没有标题和落款。该版本与蔡超尘的版本相比，将“竖”改为“树”。“旁”则沿用许谫的版本。诗文为：
独石山上树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犹旁夕阳觅古碑。
最后一个版本，是石林文物部门今年恢复的独石山吴晗题刻诗文。该版本又是一个新的版本，没有标题，只有诗文和落款。采用县志版本的第一句，蔡超尘版本的第四句。但又把第四句的“旁”或“傍”改为了“伴”。全文为：
独石山上树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犹伴斜阳觅古碑。
综合上述四种版本，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规律，诗文争执的焦点都集中在第一和第四两句上，而且又集中在三个字上：一是“竖”和“树”；二是“夕”和“斜”；三是“独”和“犹”。第三个字除了蔡超尘提出学理上的平仄之辩外，实际上并不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而第一第二个焦点则表现出同一特性，即大家争执的凭据都是记忆，所以反映出来的就是对同一个读音用哪一个字的问题。这表明，争议各方实际上凭的都是口耳相传的记忆，都是固执己见，并非有什么过硬的证据。换言之，上述各方的版本都是不能全信的。
三、刘绮的记录可以终结上述争议
刘绮是云南著名作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在路南采风，参与了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工作，对石林的文物掌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她在《尾则散记》一文（刊登于路南县文化馆编《石林文艺》1982年11期）中说到，她在1959年首次登上独石山，在赵官下榻的卧室石壁上见到了吴晗题诗，便现场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在该文中完整地发表出来。刘绮的抄件值得可信之处，可以罗列出以下几点：第一，具有记忆无法达到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它标题、诗文、款识一应俱全，是其他版本所不能比拟的。第二，刘绮是著名作家，登独石山为采风，当具有现场准确笔录的能力和条件准备。第三，款识中的民国廿七年中的“廿”的用字，保留了民国时期的书写习惯，这从细小的方面证明其记录的真实性。刘绮的这一记录，可以让所有的争执停止，让上述所有的版本停止流传，让所有关心吴晗题诗真伪这一段公案的人们有了可以信服的答案。全文如下：
题尾则独石山
独石山上竖将旗
将军雄略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独旁夕阳觅古碑
我在1990年6月21日读到刘绮的这篇不为人们注意的文章，并作了详细摘抄，后因为多次搬家没有找到我的抄件，到文化馆几次也没有找到这一期《石林文艺》，所有在1996年编纂修改县志时也就没有能够把吴晗题诗搞准确，所以谬种流传也有我的一份责任，特此致歉。今晚妻子从她为我整理的稿件中查到了这份抄件，我便连夜写出这篇稿子，放到我的博客上，让大家知道吴晗题诗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