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居住在这个小城的西边,紧靠县委和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没有具体名称的山坡,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2001年11月踌躇满志的我被组织上安排到越城镇工作时,镇政府已搬迁到了现在的所在,全镇机关30多号人都只好寄身于城关工委的屋下,实实在在的当了五年的流亡政府.五年过去了,第六年盼来了,第七个年头也即将到来,政府办公楼的事情还在遥远的地方若隐若现.印象中,我每次来到镇政府门口时,总会有人耐心等候.今天也不例外,先遇见两批.正在接待处理过程中,第三批来自大坪村的60多号人紧接着浩浩荡荡开了进来.可以就此打住了吧?真的是冤家路窄,退耕户一方的两名代表又赶来了.于是双方发生抓扯,我等干部职工奋力拉架.并与双方约定待下午与林业部门一起共同再行协调.

我所在的镇是撤区并乡时由原来的城关和城郊两个乡合并而成,12村中有5个是来自于原城郊乡的彝族村,大坪村便是其中之一.大坪,盖因村庄坐落的山坡上有一片坪坝而得名.顺耳听去,大坪与大平绝无二致,以为是太平之地也.但事实上,我到越城镇已是6年有余,这个200来户人家的大坪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这不平静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到任之前.2001年上半年和2003年,该村分两次实施了退耕还林,面积共计700多亩.这些面积中既有林业部门按程序安排下来的,也有神通广大者从林业部门把退耕面积指标直接争取来的,当时据林业部门的领导讲,这是搞所谓的大户承包.矛盾也就这样埋伏下来,林业部门的几名领导后来也身陷囹圄,退耕还林上的矛盾和问题却并不随之烟消云散.后来因为参加处理,翻阅了国家退耕还林的相关政策,在刚实施退耕还林试点时,对大户承包的规定是最多三亩,实际操作中就不受此限制了.这除了林业部门对政策了解有偏差的因素外,很明显,不排除部分干部参与利益格局这个主要原因.从大多数村民这边看,据说,由于对钱粮兑现政策的怀疑,起初他们并不情愿搞退耕还林.后来看到17户农民享受到了甜头, 利益当前,在一部分先知先觉的鼓动下,村民们纷纷扬扬起来了!群体性的上访接连不断.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享受钱粮的面积中有部分荒山荒坡.他们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植树造林,但集体的荒山荒坡应该共享.最厉害的时候,有10个人还跑到北京去了!我的第一次进京是奉命去接上访人员,站在从小热爱的雄伟的北京天安门前,我不禁百感交集.

说实话,上访绝对是这几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一道刺目的风景线.社会转型期“人本”思想的片面强调与相应规章制度的缺失唤醒了多年来潜藏的矛盾问题,也极大地激发了那些蠢蠢欲动的不安分的心.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维稳息访工作中,最前沿阵地的乡镇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是被无限放大了的.这和现有体制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已严重失衡.我所经历的大坪村的上访说明了:“权利留归部门,责任甩给乡镇”的政府运作中的症结.

大规模的上访引来检察院的介入,每年兑现的退耕还林钱粮也被终止.经过近一月的深入调查,检方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一改遇事深挖细查到底的作风,草草给县委汇报了事.于是,县委又成立了一个由纪委牵头,几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最后形成了处理意见书.按照国家政策,荒山造林只拥有林权不享受钱粮补助,所以收回该村除去用实际耕地退耕还林的104亩面积外的全部指标.让自己苦心经营的胜利果实白白流失,这怎么行?退耕户又开始了不停的上访了.在不停的上访中,转眼四年过去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后,县上责成我镇和林业部门搞法外调解,认为这样更有利于矛盾的化解社会的安定,上面也省事.但双方积怨太深,调解又谈何容易.上访一方要求全部收回平均分配,退耕户方只答应给上访群众适当的补助,面积绝不割让.双方相持不下.现在的政策好像只有规范限制工作人员的,大家都谈“访”色变,哎,时代不同了,我等又没有足够的决策资源,即便神通广大,又奈何他们?

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呵呵,谁又不想拥有李广那样的势如破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