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地
一、村里人和后山坡上那块地
后山坡上本来没有地，原来有的是两三米高的一片松林，是1958年大炼钢铁砍伐以后再生的天然林。
文革结束以后，村里组织人砍伐了这一片松林，开垦出了一百多亩土地。开初是种红薯、苞谷和黄豆，后来为了发展经济，种过西瓜、洋芋，栽过桃树和板栗树。那时村里穷，没钱引种。为了种桃树，村里派我父亲领着许多村民在桃子上市季节进城去拣桃核。城里人吃桃不可能把桃核丢在一处，父亲和乡亲们就顺着一条条街道来回拣，到城里各单位的垃圾堆里去刨寻。这样，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终于为村里拣回一大堆桃核。
还是由我父亲领头抓这一百多亩后山坡地的生产。他们在后山坡地上盖了一间茅屋，作为看地人的住处。父亲领着他的十多个人在坡地上划出了一小块地育桃树和板栗树苗。
育桃树苗不容易。不论什么桃核育出的苗，如果不嫁接，等到长成挂果，都只能结毛桃，又小又涩，比羊屎大不了多少，家乡滇中人戏称之为“羊屎桃”。那时家乡最好的桃子是蟠桃，又大又红，皮薄肉甜质嫩味足，然而再好的蟠桃核育出的都是毛桃苗。
于是父亲和乡亲们又得钻研嫁接技术。求了不少人，他们才从楚雄花果山劳改农场搞到了用来嫁接的蟠桃种苗。为了提高嫁接苗的成活率，父亲他们先是用棉纸裹紧嫁接口，后来是用塑料薄膜。两三年后，上百亩的后山坡就都被栽上了板栗树和桃树。然而板栗和桃树挂果都慢，都要几年后。村里哪里会等得到那么久。农民们喜欢见效快，要求很快就能见到钱；他们指责我父亲和他的一帮人白吃闲饭。于是父亲又领着他的人在桃树和板栗树间种西瓜。但是，西瓜并不好卖。那是个城里人同样饿肚子的年代，西瓜一包水，不管饱，所以西瓜难销。
到1981年家乡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这一百多亩的坡地也被分给了各家各户。当时桃树已开始挂果。那时楚雄丝绸厂的产品畅销国外，收购的蚕茧价格很高。于是各家各户便统统砍掉了桃树和板栗树，改种桑树养蚕。种桑树，政府无偿提供种苗，并且还按植株给予为数不少的补助。各家各户都养了蚕，一年可养三次蚕，春蚕夏蚕和秋蚕。最多的人家可养十多分蚕，养到三眠四眠及吐丝时，足有六七十大簸箕，白花花一大片蚕宝宝，最后抽出小山般的洁白银亮蚕茧。我们家养得最多的时候有四分蚕，三四眠时能分到一二十簸箕。为了孵化蚕卵，弟弟总是把那几分蚕卵放在他的被窝里。等到即将孵出时，还得当心把蚕宝宝闷死。
后来，丝绸厂的生产渐不景气，养蚕的收益又大不如栽烤烟。渐渐地，乡亲们都挖掉桑树，改种烤烟。种烤烟苦，碰到夏旱年成，从五月中旬栽下烤烟苗到七月中旬采摘烟叶烘烤前，近三个月，一直得挑水浇。挑水要到村前的坝塘或小河里，爬上山去，来回有一两公里。那时村里老人小孩全民出动浇烤烟。烤烟娇贵，一两天不浇，晒糊了烟叶，烘烤出后就有斑点，有斑点的烟叶是卖不起价的。所以周末和下午放学后，我们小孩也常常高挂一对小桶和大人一起担水浇烟。种烤烟近二十年，家乡农村家家户户年收入数千元，多的达数万元。十来年，家家户户便都盖了新瓦房，有的人家还盖了砖房。
栽烤烟苦，但乡亲们心里乐。二十年间，云南两烟名扬全国各地。几年前，国家对两烟实行双控。我们村只有几家人得种烤烟，而且限制栽种面积和收购数量，质量上提出了相当严格相当高的要求。于是乡亲们只好很不情愿地又在后山坡上那一大块一百多亩的坡地里种起了红薯、苞谷和黄豆。种这些东西的经济效益都很低，然而乡亲们也不知道该种点什么才能有较高经济效益。
二、后山顶上那一片地
后山顶上本来也没有地。
我小的时候，文革刚好结束，村里在上级部门的组织下种过几次树，种的树多为云南松，有时是用公社和大队的大拖拉机犁播，有时是人工用锄头挖出地沟撒播。原来有的天然林多为两三米的麻栗树、沙老树和水冬瓜树。
据说1958年大炼钢铁以前，前山后山都有密密麻麻、要一两个人合抱才搂得过来的巨大松树。我们家老宅四合院的全部木料都是在前山后山砍的，根本不用到离村多远的山上去砍。1984年家里拆老四合院旧料盖新房，父亲嫌旧木料黑、难看，让木匠们把旧木料砍去厚厚一层，然后才拿来做新房的梁和柱子，但这些木料竟然仍然比别人家买的新木料还粗得多。如今，我家乡农村人家盖新房是根本买不到那么粗那么好的木头了。
当时，由于遮天蔽日的树木一直长到村口，所以傍晚以后会有豺狼在村口游荡。我大堂兄余继良就曾被狼叼到杨家坟地一带，幸遇老队长罗廷刚正在坟地坡下犁地，老队长追出去很远，大堂才狼口余生。
1958年大炼钢铁，家乡的原始天然林遭受灭顶之灾。
到1981年家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种的人工林刚好长到碗口粗细。那时家乡大力发展种烤烟，盖烤烟房，而且得砍烤烟杆，砍了大量人工林、碗口粗细的松树和碗口粗细的麻栗树。几年之中，农村里家家户户挣到了不少钱，富起来的乡亲们首先想到的是盖新房，于是村村寨寨竞相上山砍树，大点的做梁柱，小点的做椽子。于是远处的天然林和近处的人工林又遭受了灭顶之灾。父亲常常会挑月明的晚上于人睡静后或天亮前偷偷上山去砍木料，每次抬回两棵大碗粗细的松树，用做舂墙时的夹杆。能做梁的木料要比大碗口粗得多，父亲一次只抬得动一棵。砍来做椽子的木料，父亲一次能扛回四五棵。有时，父亲会叫上我和他一起进山去。我不愿去，当时我已读到初中，知道乱砍滥伐会恶化生存环境。父亲不管这些，破口大骂我，说我书读得越多越傻，盖新房子还不是为我以后娶媳妇过日子。
每每到冬季农闲，农民们大多往往夜里上山砍木料，早上就挑上篮子上山刨树疙瘩做烧柴。还有那每家每户都有一人的上山放牛者，中午牧归时要扛回一棵大树，傍晚牧归时又得扛回一棵树。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年树木，短短几年便只见穷山秃岭。
偌天一个光山头，到了八十年代中晚期遂成为驻楚雄某坦克团部队的训练基地，打炮、操练，搞得一下雨就到处泥流滚滚，可陷及小腿。
前几年，有城里某工厂下岗的一对夫妇花了二万五千块钱承包了后山顶上这一片近百亩的光山头一百年，发展种植经济林果和养殖业，但是却有人上山去偷他家园里的水果、蔬菜和他家养的鸡，甚至有人偷砍他家的果树。他家养了狗看护，竟又有人偷走他家的狗。他们一家人认为是我们村里人所为，于是不交电费给我们村，我们村里遂切断他家的电，也不再准他家动用村里灌溉后山地的大抽水机抽水灌溉他家的果园和果园里的菜地。
唉！真为后山顶上那一片地和山下的乡亲们担忧。无论如何，后山顶那一大片地种了果树总比光秃秃地荒芜着要好，当然，不会有原来长满碗口粗甚至几人合抱粗的树好。但是，乡亲们总是很心疼，一个城里人，还是外地人，只不过花了二万五千块钱就承包了这么个近百亩的山头一百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乡新们不仅没有哪家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而且他们又能拿这么一大片光山头做什么呢？
三、父亲和院子里那几块地
如果没有下院坝那几块地，父亲和祖母非得憋出毛病来不可。
父亲1978年恢复工作以后，先是在州建筑公司任干事，后任县气象局局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人事局局长，1982年调任县工商局局长，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父亲出生于滇中楚雄州永仁县永定镇的一个彝族聚居村，那里交通闭塞、生活艰难。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偷偷跑出去公社参加验兵。兵是验上了，可是父亲是长子，农民养儿防老，养主要就靠长子，所以祖母坚决反对父亲当兵。父亲知道这是一次改变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机会，最终还是跑出去当了兵。由于父亲是个彝族干部，为人又老实忠厚，做事又谨慎认真一丝不苟，所以很快由班长、排长提升为连长、营长，最后上级准备提升他为副团长。父亲向组织表白说他担任不了副团长，因为自己文化层次低，怕干不好工作。多年以后，父亲在院坝里一边伺弄瓜秧豆苗一边告诉我，其实他当时是害怕官当得太大了，身不由己，无法转业回老家奉养父母。父亲在家乡人眼里是一个大孝子。
父亲牢记着家乡那一片土地、家乡的父母对自己的养育大恩，所以部队驻扎越南老挝缅甸的日子，他都一直没忘家乡和父母。
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整回老家农村当了九年农民。文革结束落实工作后，家里一住机关大院，父亲曾几次想把祖父母接进县城同住，然而祖父母总是不习惯远离土地住在高楼上的生活。
1984年，父亲在县城东山坡审批到这一片地，盖了这一院房。父亲知道祖父母看不到地心里就睡不踏实，所以不顾儿女们的要求，坚决反对在院里浇灌水泥地板，并且在院里栽了几棵石榴树几棵李子树和两棵梨树一棵柿树一棵芒果树。每年院里都能开很多花结很多果，蜂飞蝶舞，感觉跟农村没多大差异。祖父母年老体迈，吃不了多少水果，却喜欢那种硕果累累、贴近土地的感觉。
父亲把院子里那块地平整为九小块。祖母一有时间，就整天在树间隙里伺弄，把那几块地翻来刨去，种上了葱姜蒜苗芫荽辣椒茄子白菜菲菜和各种萝卜，又在地边种上了南瓜和各种爬树豆，在果树间搭了架子让它们爬。整个院子被弄得一年四季长满蔬菜。父亲在院里砌了个大水池贮蓄废水，在自来水龙头下洗菜洗衣，脏水便可流入池中，祖母和父亲就用脏水浇菜地，变废为宝。如此，虽居县城，我们家每年却不用买多少蔬菜，而且要养大两头猪。到杀年猪时，也像农村人家一样年年摆几大桌酒席大宴宾朋同事。
如今父亲已退休，他就整天和祖母一起伺弄院子中那几块地。父亲像当年调教他的兵和管理个体工商户一般调教院里的瓜菜，像规范士兵们的行动和市场一样规范它们，一会儿理理瓜蔓，一下子扶扶辣椒，一会儿薅薅菜苗。有祖母和院子里那几块地在，父亲总是不愿出远门，有时到州城来看我们，也总是担心祖母出事和那几块菜地干水，在州城呆不上三五天。
我的小孩有三岁多，在老家和祖母父亲生活，整天抬着一把小锄头，跟着祖母和父亲在院里这儿挖挖，那儿弄弄。他们都很幸福，很有乐趣。有时，他们在地里一弄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他们在地边一边谈论那一片地，一边看着那一片地，也是常常一坐几个小时。
我不喜欢小孩弄得满头满脸泥土，但更不喜欢他哭闹和打扰我睡午觉、做事，便由着他和父亲、祖母在院里那一片地里去播种他们的希望，收获他们的快乐。
２００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