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08年5月16日

【地点】大理经济开发区荡山洲大酒店

【问人】陈光业（大家诗歌论坛）/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陈光业（以下称“陈”）：袁喜，你好。很高兴在大理与你相遇。作为你的朋友，我一直想和你喝一顿酒；作为大家诗歌论坛的负责人之一，我近期在策划做一个你的访谈。关于诗歌的访谈。那么，今天就“两场谷子一场打”算了，喝酒喝访谈一块做了。

    施袁喜（以下称施）：哈哈。好啊，“两场谷子一场打”，打打出汗，快乐。

 

    陈：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作为云南70后汉语诗坛杰出代表之一，2005年出版诗集《白乌鸦黑乌鸦》后，你在“审视诗歌”和“I部落”等网络论坛上很少露面了，我很想知道你当下的诗歌写作情况。第一杯，走一个。

    施：走一个。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说法。我不是什么“云南汉语诗坛的杰出代表”，你这么说，我们云南的那些著名诗人们估计不会答应，甚至找我拼命，呵呵。事实上，在写诗的向度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躲藏的人。“杰出”意味着“著名”，人要那么“著名”干嘛？有饭吃，有酒喝，有钱花，干嘛还去追求那些花胡哨的东西？我又不是神经病。

    诗坛不是名利场，诗人不一定要分出个一二三。毕竟，诗歌是个人内心里安静的力量。与你对我的定位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非著名诗人，或者说非著名诗歌写作者。这并不是说我就不热爱诗歌咋地，我对诗歌没有偏见，我对任何诗人也没有偏见。

    如你所说，《白乌鸦  黑乌鸦》出版以后，我确实写得很少，这倒不是诗歌语言把握的问题，我对自己的汉语把控能力足够自信；也不是因为生存压力以及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我从来不找这个借口。本来嘛，诗歌对于散文，尤其是小说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偷懒”的艺术。高中那会儿，面对巨大的高考压力，我不也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吗？我还搞“顽石文学社”，《顽石十年》都已经出版了嘛，很多东西摆在那里；大学那会儿，我在云大搞银杏和《断简诗文》，也是牛逼轰轰的，真是上下求索啊，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早就超越了大学生的视野。

    我现在写得少，是因为不想写得太多。要知道，最可怕的作品是同义反复的作品，十年如一日的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如果我找到一个非得表达的东西，我就会开始；如果找不到，那也就算球了嘛，为何非得写？不写又不会死人。是不是这个道理？

 

    陈：我赞同你的说法，诗歌是诗人个人内心的东西。当下，现代汉语诗歌凭借便捷的互联网的传播，达到空前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却充满着浮躁，数以十万计的免费诗歌网络论坛如繁星闪耀，一时间，现代汉语诗坛“山头”林立、“流派”繁杂。诗人不是着重于写出好诗，而是热衷于拉大旗竖山头、相互攻击，甚至相互人身攻击；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孰是孰非争执不休，论战双方大动干戈，口诛笔伐。局面一度混乱异常。现代汉语诗坛进入“五代十国”时代。你怎么看？喝着啊。

    施：是了嘛。我说过，在我的诗歌观念里，没有地下和主流、知识和民间立场的偏见，我从不参与此类话题的争论，也不考虑我的诗歌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我只是写下它们。互联网对于诗歌的传播，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呢，主要是诗坛变得空前民主，传统纸媒的编辑把持诗歌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还。过去，传统纸媒的编辑凭借自己的审美，孤立地来决定一个诗人和一首诗歌的优劣，形成了坚固的诗歌官僚主义，往往埋没了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可以这样说，有些编辑的诗歌水准远远低于诗歌的写作者。现在好了，由于互联网便捷的传播，使诗歌的“发表”成为诗人们的家常便饭，形成“不就发表一首诗吗？”的直观心态，如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选秀中“不就成为明星吗？”的心态一样。“发表”诗歌的便捷，促使很多人成为了诗人，或者说自认为成为了诗人。当然了，在浮躁的空气中太多的人想成为著名诗人，甚至是大师，于是论战接踵而至，混乱不可避免。扭曲的心态加剧了混乱。诗人本应是令人尊敬的群体，而现在却变成了不自重和相互践踏的群体。混乱带来的恶果是汉语诗歌的数量“井喷”，而质量下滑，数以万计的诗歌变得无病呻吟。我想，我们必须保持绝对的清醒，努力做一个非著名诗人，忠实于自己的心，而不要为那个所谓的“坛”服务。

    诸多诗歌“山头”和“流派”下的写作，使诗歌和诗歌语言迅速失去应有的节制，严重破坏诗歌生态。狮子都是单独出动的，我很怀疑那种群体写作。拿你的诗歌来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很口语化的那些，一直展现着独特的光芒，我以为这就是你个人的诗歌特质，应该顽固地保留着。但也需要节制，你看现在在网络上标榜著名或者大师的诗人们写出来的东西，只需把作者的名字盖住，你可以认为它是甲的作品，也可以认为它是乙、丙、丁的作品，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诗歌“山头”和“流派”大量复制导致的结果，诗歌成为群体机器写作，再也不是由心而生。还有些诗人，动辄向西方某某大师学习，写得像一些蹩脚的翻译作品。我个人认为，这些他妈的都是太想“著名”的结果，更是拉帮结派的结果。

    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误解。事实上，我丝毫不怀疑诗歌写作所需要的氛围，或者说“场”。当年我们南涧的“I部落”就是一个诗歌场，它因为彼此之间更强调友谊，而与那些诗歌“山头”和“流派”判若云泥。这个场因友谊与自信而存，它本身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此后巍山的你和漾濞的张金荣，乃至后来昆明的一些朋友也加盟进来，足以说明这一点。“I部落”的诗人们始终保持各自的写作风格，并且相互尊重和学习，这就保持了诗歌中贵如黄金的东西。还要说一点，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譬如两个诗人：国王和乞丐。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和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说人们更尊重国王，不是他的自然身份所致，只能是他的诗歌更值得人们尊重。

 

    陈：刚才你说到南涧“I部落”，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了。你能不能在此再作一些简单的介绍；“I部落”当年可以说是群星闪耀。我也想知道“I部落”的董小兆、张灵、吴云粒、杨训波、潘宏义、邹文斌等诗人的一些近况；而大部分诗人又是你缔造的南涧一中“顽石文学社”的骨干和主力军。据我所知，“顽石文学社”当年曾经获得“全国十佳文学社”的殊荣，那么“I部落”和“顽石文学社”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另外，你如何评介“I部落”的领军人物董桄福老师？据知，当年给你们推荐的一些书籍对你的影响很大，是什么样的影响？你从“I部落”学到或者得到了什么？呵呵，这是好几个问题了。这杯，干了。

    施：“群星闪耀”，这个说法好啊。那些不可复制的时光，估计也是南涧文化史上风云际会的时刻。我刚才说过了，诗歌不能十年如一日地写，没有突破就是浪费键盘。但友谊相反，朋友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处，就像这酒一样，越陈越香。“I部落”的人，哪怕我们十年不联系，见到了也不会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好。而更美好的是，我们之间还始终保持着联系，我也就知道他们的行踪。董小兆现在是我们南涧一名很有前途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始终认为生活高于诗歌；张灵因为上怕了电力公司的班，一冲动就跑北京做总裁助理去了；吴云粒嘛你知道的嘛，做记者，现在在一家杂志做编辑，还做了我的老婆；杨训波还是安稳地在他的乡办中学山头上教书，写小说；潘宏义和沙钰玺就在这里，你问他们就是了，两个都在各自的领域干得不错；邹文斌退伍后在西安管理公司……还有很多人的，有的仍旧在写，有的不写了，这不奇怪。我们都没有什么一定要成为大师的野心，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有比成为大师更重要的事情，哈。

    “I部落”可以说直接催生了“顽石文学社”。1997年，我惊讶地发现，部落里起码有一半人，都是南涧一中的高中学生。后来很自然的嘛，我和邹文斌、吴云粒、杨训波我们几个就把顽石做起来了，后来的会员发展到三百多人，我们走后是潘宏义和沙钰玺他们负责，代代相传。我们都做过很多事情，青春嘛，谁的青春不牛逼？

    董老师是个无法评价的人。我们始终把他当作老师，而他一直把我们当作朋友。这就是这个人的魅力所在。他是我所见过的才华最高的人，高到盖世的地步。我不是瞎吹牛，这与他的作品没有关系。才华高的人，不一定就要写出不朽的作品。这是两个概念。他的价值，有待时间。

    你还问什么来着？董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因鼓励而产生的自信。他是最愿意表扬孩子的老师，最能够打开你的想象能力的法老。他对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他数量足够的藏书。你想，我十多岁就在他的书房里读到《百年孤独》，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那就是我们“I部落”的人写作风格各异，几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写作方式，我们的部落里都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落是天才之家，而非“山头”，或者“帮派”。这要感谢我们那些性格各异的诗歌。

    确实，因为诗歌，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包括你在内。我们1997年第一次在你们学校相遇，惺惺相惜，聊了一整天，成为了朋友。呵呵，还记得吗，下了一整天的雨。

 

    陈：我注意到在你的诗歌作品和诗集中，有一些意象频频出现：比如黑哀牢、彝人、毕摩、刀、剑、虎、大洼子、火车、蝴蝶等，这些意象旗帜鲜明，但又不是刻意创造的。这些意象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些意象是否体现你内心的某些强烈的表征呢？你展开谈一谈好吗？

    施：你怎么越问越正式了啊。那些被西方人称为“意象”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家乡司空见惯的事物，或者说，是曾经司空见惯的事物。那是一些古老的事物，我热爱它们，说明我是一个老派的男人呗。

 

    陈：我读了你的《黑哀牢》的节选，是令我震撼的诗歌。你称这是“未完稿的长诗”，你对写完《黑哀牢》有什么样的计划？会不会单独出版本诗？也请你单独谈谈你的《黑哀牢》。

    施：啊吧，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乌蒙和邹波的提问了。它始终没有被完成，是因为写《黑哀牢》的感觉不经常出现噻，那种感觉很怪的，说玄点如神附体。我还真对它没有什么计划，想写就写，写得下去就继续，写不下去就拉倒。我没有资格勉强自己喜欢的东西呀。《黑哀牢》嘛，没什么神秘的。我说过，我写于大学时代的《黑哀牢》获得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喜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诗：闪电般的思维，短刀一样快捷、有效，而且充满力量。他们误以为我在搞鬼画符，搞神秘。殊不知，我不过在以彝式思维数家珍般向外人讲述我少小置身的故乡世界。我承认，在写作的时候，我获得了自己作为异族的坚韧。我的忧伤，尽量隐藏在幽默和洒脱之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使《黑哀牢》成为最能表达彝族含蓄感的诗歌之一。其他的没什么嘛，去年我还应朋友之约，专门写过《黑哀牢》写作记的，一下子咋个说。

 

    陈：你我都是彝族诗人，虽然我们都并不想使用这一标签，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用汉语写作。你认为少数民族诗人用母语写作现不现实？你认为少数民族诗人用非母语（当然主要是汉语）写作有什么局限和优势？据我了解，音乐界对山鹰组合、彝人制造等彝族音乐组合要不要母语唱歌也有争论，是不是与彝族诗人要不要用母语写作的争论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请你谈谈我们的民族以及你的故乡、童年对你和你的诗歌有什么样的影响？

    施：不现实。语言只是工具。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写，也与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汉族诗人的诗不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仍旧是彝式的，母语的。而刻意去用母语写作，或者干脆用彝文写作，就刻意为之，成为了民族主义写作，实在无趣得紧。

    山鹰组合和彝人制造也同样的道理，他们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整呗，瓦其依合就说，好的音乐也是没有界限的，像诗歌一样，打动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有谁不知道，我们就罚他喝酒。我的故乡，以及我在故乡度过的童年生活，其实也没必要刻意渲染。总之，它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了。一个如果连家、父母亲戚都影响不了他的人，他一定是个机器人。这样的人，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喝酒。

 

    陈：诗坛也有“造神”运动，所造的“神”又在继过去传统纸媒的诗歌编辑之后把持了诗歌的话语权，颇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新诗歌官僚主义”的味道，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诗歌“山头”和“流派”的“余震”呢？方便谈谈么？

    施：真有这么回事吗？都是谁呀，这么大胆!

 

    陈：你怎样看待诗歌的抒情性和悲悯性，两者有没有存在着“伪”的成分？

    施：我不能去抢大学诗歌教授的饭碗，理论性的东西留给他们去研究。我手写我心嘛，伪也只害着自己。

 

    陈：有人说，云南是汉语诗歌的“桥头堡”，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施：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云南地方好，人们经常无所事事。诗歌正是一种无用的、虚无的美。这种美，只配这些懂得虚无之美的人享受。

 

    陈：你的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刚写诗歌那会儿，包括党报《大理日报》在内的副刊和包括具有“官方”性质的《大理文化》在内的其他传统纸媒曾经是我们发表诗歌的重要阵地。而现在，报纸的副刊几乎不刊登诗歌特别现代汉语诗歌了，很多文学刊物的诗歌版面也在严重缩水。我比较困惑的是，到底是传统纸媒在抛弃诗歌，还是诗歌在放弃传统纸媒？

    施：花无百日红，他们显然是在相互抛弃。

 

    陈：好！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先干了这杯吧，希望今后我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类似的谈话。  

    施：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