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建筑是人类信念和崇高理想的表达，是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有知其独特的建筑形态和特有的建筑文化内涵。楚雄市云龙镇彝汉杂居的民族格局，使其建筑文化中亦体现出彝汉文化互容的景观，这种景观和云龙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有密切的联系。其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即使彝族人民朴素审美意识的体现，又是迁徙至此的汉民族“精神家园复归”的思想体现。

关键词：云龙镇（1）  民居建筑文化因子屯军军户

一

建筑是人类信念和崇高理想的表达。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承载着人类几乎全部的文化信息，是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作为人类基本的活动空间，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的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的景观，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外在的表现形式和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反映，具有该地建筑艺术形式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印记。生活在滇中北乌蒙山、哀牢山的彝族，由于“多散居山林，故得不徙。”（2）在这样恶劣而封闭的生存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几次民族大迁徙和融合的高潮，民族人口的多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汉民族较多的民族杂居地区（坝区），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密切联系，使得汉族民居建筑和彝族民居建筑的差别逐渐减少而共性逐渐增多。

在云龙镇悠久的历史上，彝汉人民共同创造了其辉煌的历史，使其成为茶马古道上一个具有多种文化成分的历史古镇。千百年来，彝汉等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过漫长复杂的分和聚散、争攘融合，不断地吸收和同化对方的优秀文化，而又始终不割断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留下了今天云龙镇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在各民族相互竞争、相互接触、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乃至在道德、心理、艺术等精神领域也体现出共同的素质。

二

云龙镇民居建筑依山势、靠水源、沿交通要道而建，在整体上可以看出有一定的规划思想。依山势、靠水源、沿交通要道这既符合城镇兴起的条件又适合坝区“蛮民”半农半牧的生产条件。从外观整体上看，其民居建筑像北方的四合大院，一道门和三方高墙围成一个整体。但走进大门后看到的不是人家而是一条石板巷道，既像江南小巷又似北方胡同。石板道两侧又有门，这才是各户人家的大门。一道大门之内沿巷道可能有三、四户人家，构成一个封闭的整体，外观像四合大院。每户之间的建筑结构非常紧密。单体建筑间距小，密度大，布局经过一定规划。无论是总大门还是分户大门其外形和江南传统民居建筑差不多。所雕刻彩绘的内容主要是寓意吉祥幸福的飞禽花卉图案。分户人家的住房类型多为三房一照壁。正房较高带腰厦，是木板搭成的一楼一底的二层踩楼，内设有厅室、厢房和上房，两耳房稍低。正房对面是照壁，围成一个有天井的内院，形成主次分明的协调布局。房子多以木结构承重，土墙维护，木板装饰楼、门窗。屋架均用天平木、人字架、穿枋桁条固定。板筒瓦屋面，两面出水，山墙顶角尖向上翘起饰如龙头，房屋脊中部也有简单的起拱或起翘，，也有在中部放置小狮子或石虎。正房的腰间披厦与前屋构成重檐，重檐下设廊，两端封火墙。正房与腰厦的挑檐、梁头、檐口檩、檐口枋雕刻精致。出栏的檐口枋刻成方正的莲蓬。出廊叠加的穿枋左右对称雕刻成龙头、象头或虎头（一说是狮头）。门窗隔扇大多刻有对称均匀的“龙凤呈祥“图，特别是二层镂空雕花格子窗，做工精致且难度大。楼、梁、板、门、窗、圆形柱墩刻有飞禽花卉、日月山水，图案古朴庄重，线条细腻流畅。富裕人家楼上还设有佛龛，佛龛顶有木刻浮雕莲花，龛两边设有祖宗灵位。

三

云龙镇民居建筑从总体上看，具有集汉民族的合院式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干栏式”为一体的建筑风格。“依山建屋，伴水结村”这是山地丘陵地区聚落选址的一般规律，这种规律又通过人为的相风水的方式表现出来。单体建筑的门向选择也通过镇符、开斜门、建照壁挂神签的门向避让手段来达到主观上趋吉避凶的目的，这本身体现出汉族的风水观念和彝族的宗教信仰。其实民居建筑本身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文化缩影，因此它真正体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

不可排除，不同的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子，而这一文化因子又具有民族内在的特有性，它可以以不同的内涵表现于建筑形态上。以云龙镇民居建筑中出廊穿枋雕刻的龙头而论，从整体上看，海内外的中华民族都自称是龙的传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龙文化无处不在，从“三皇五帝”起，源远流长的龙文化几乎伴随着中华古老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轴民族，以龙为主要崇拜对象的论证是没有歧义的。而其他民族则不同，彝族对龙的崇拜只是对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彝族把对水的崇拜和龙的崇拜交织在一起，把龙神视为主水旱的神灵，择龙日祭龙神以祈求风调雨顺。龙这一文化因子可以作为不同的理解而同时存在并表现在同一建筑形体上。当然，两个民族之间会有文化的交流和吸收借以取长补短，然而这种传统文化的交流仅止于文化因子的融合与接受，绝不是一个民族受其他民族影响后，把其他民族的信仰当作自己的信仰。接受外来文化因子不会破坏本民族以及其相对应的文化关系。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吸收或深层次的演化中，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子，因为本身具有可调适性，它经过适当改造后，既和这个民族有直接关系又是其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的可调适性使得他在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过适当调整后得以生存。又以建筑中雕刻的虎为例，在汉民族的文化意识里，虎形象从古至今都被视为辟邪除秽的阳物和正气，在建筑艺术中处处可见。而彝族历史上曾盛行族以虎为名，人以虎为名，所居山、水、村寨亦以虎为名，并认为“老则化虎”。（3）虎对于彝族、汉族而言都有与之相对稳定的文化对应，并依赖其文化而生存。这样把汉族文化和彝族信仰对比起来谈建筑形态中文化因子的联系似乎很牵强。但从云龙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等方面来看，其建筑形态的产生是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大力交流是分不开的。

四

建筑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它归属于某一地域的相应民族。就其地域而言，如东北的“干打垒”或木屋、华北瓦屋、黄土高原窑洞、蒙古草原的毡篷（蒙古包）、江南砖瓦屋。就民族而言，傣族的竹楼、苗族的吊脚楼、彝族的土掌房、闪片房和木楞房。不同生存环境的民族创造出具有该民族特有的适应自然生存环境的建筑。然而具体的一种民族建筑只是社会建筑群体中的一部分，其存在于周围其他民族建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共存，这又构成该民族建筑的另一种生存环境，即民族建筑的社会生存环境。彝族是南下的古氐羌人和西南土著融合形成的民族，其生存方式是一种旱作游牧并列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要求其建筑选址既不能像稻作民族一样选平坝地区居住，也不能和干旱草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季节性流动游牧。云龙镇1950—2380米的海拔正适合半农半牧生产生活水的条件，于是有《南安州志》记载的“南安唐时为黑蛮爨所居”。同时相应的产生了彝族传统民族建筑形式，如土掌房、草房和闪片房等。而云龙镇作为滇缅走廊、丝绸捷径上的古代城镇，昔年从昆明至南宁、易门、双柏翻越哀牢山到景东过临沧后直达缅甸，也可以从景东下思茅到西双版纳经过老挝后达泰国。每天都有上百千的马帮驮运丝绸、棉纱、茶叶食盐等物资由此进入。由于处在古代交通要道上，玉溪、通海、腾冲以及四川等地外地籍商贩、工匠、医生、亦有摆赌抽头，开设烟馆者逐渐在此落籍，形成异姓杂居民族共居的局面。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外在体现于建筑艺术上，作为与东亚、南来各民族有直接联系的文化因子——象，亦由“丝绸古道”传入云贵高原并体现于建筑文化之中，于是有云龙镇民居建筑中出廊叠加穿枋的雕象头。

五

从已载入典籍的历史来看，部落与民族迁徙、融合对其特殊建筑形态的产生有直接影响。云龙镇旧属古滇国。彝族先民在境内繁衍生息，彝族始祖与古羌人融合后，在唐朝时有“黑蛮爨”在云龙东健林苍山建立“摩刍”部落。宋、元时形成以彝族为主体的“摩刍”地方政区。虽然说汉时在西南夷地推行从内地迁汉族到边疆的政策，开始有汉人落藉于此，唐、宋元封建王朝也陆续从内地迁入了一些汉族到此屯田，但由于人数少，所属迁到的汉民族都“就服、从其俗”，对地方民居方式没有冲击。这种局面到明时彻底被破。朱元璋于洪开十四年“九月，壬朔，命颖川候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征云南”。（5）明军平定云南后就地屯田戍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军屯户、移民、谪戍、充军的方式进入云龙的汉民加上原有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今天云龙镇人口的基本格局，在汉族人口的日增，汉族商业、封建地主经济的逐渐渗透下，形成了今天的建筑形式。汉民族初入定居时，军队忙于建立驻屯，移民忙于温饱、建家立业，不可能完全顾及到建筑形态的美观性。相反，在战争和迁徙中，他们征用当地民房或模仿当地民房简单的建筑形式以便很快立足安身。由于土酋部落、土官蛮民叛复无常，时叛时附，明政府干脆让南征军在当地屯田戍守，既守关卫又兼农耕。“改土归流”在云龙(明时为“安南州”)成功后，政府把留镇的南征军的妻小由原籍送来驻地建立军户，也有就地成婚而建立军户者。军户的建立使用当地的建筑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户的建立，在交通要道和重镇上形成了屯军村寨。平夷明军无战事而班师回朝又无望后在当地耕垦屯田，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吸收当地彝族建筑优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江南瓦屋民居。同时把江南汉族的牛耕技术用于耕种，先进的行产技术很快被彝族接受下来并且他们尝试着学军户建房，从而形成聚彝、汉民居风格的建筑形态。笔者在民间访查富民镇军屯村委会和云龙镇、子午镇、双柏县妥甸镇时，发现各地都有称屯、庄、关、营的村名，这些都是当年以屯军军户形成的村寨。同时了解到当地大姓之首李、苏、杨、施等汉民户，他们中十有八九者是南征军定居所至，都称祖籍来自南京应天府石坎、柳树湾。据《李氏宗谱》明永乐六年(1408年)记述，明将李如穆率军数次平定南安州土酋叛乱后率家居定居妥甸。杨姓氏相传原籍南京，苏姓氏源于陕西武功。据多方史料证实，今天云龙的汉民他们祖籍相当一部分源于南京，即使有些祖籍不在南京，但是南征军“师行，上亲饯之龙江”(6)是从皇宫外的柳树湾出发，毫无疑问当地的民居建筑与江南民居建筑是有直接关系的。

六

云龙镇现存民居建筑前身是彝族土掌房、垛木房和闪片房等，这些不同建筑用材的民居在崇山峻岭中的兴起，不能不说是彝族人民利用自然、适应自然的一大创举，是实用技能和审美意识相结合的结晶。为使民居建筑适应于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根据本民族朴素的审美意识结合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把建筑基址选于能兼顾农牧的平坝区。所盖的土掌房结构简单、建造方便，能避寒暑能作晒谷、打场、乘凉之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民族建筑，它既建吸收了彝族建筑中实用的特点又充分突出汉民族建筑的美观性，同时在建筑中体现出一种精神家园复归的民族思想。汉民族源于自然生存环境优越的长江、黄河流域，使得他们很早就进入农耕时代。由于天地万物变化对农耕生产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他们十分留心时日交替、日月运转、草长莺飞，这使人们与宇宙自然产生一种相互依存的文化形态。于是人们把这种心态外现于诗词、书画、建筑形态上。同时由于人们暂且还不能解释自然现象，不能客观分析社会百态，于是滋生出一种把自然看作有灵性的没有客观实体的审美观，如建筑中门窗雕刻的“龙凤呈祥”图，汉民族文化意识中的四大灵物龙、凤、龟、麟，惟有龟客观实在外，龙、凤、麟都有是不存在的。把它表现于建筑形态上,是人们对和谐宁静生活向往的表现。加上当地汉民都是不情愿地离开故土迁居他乡，他们把不愿奔波征战、留恋中原家园、向往和祥宁静生活的诸多思想充分溶入于自己居所上。在建筑意识与形态意识上尽可能把它刻画成江南故居的形态，是自己在心灵上的回归故土的托寄。

综上所述，云龙镇特殊建筑形态的产生，发展是彝族传统建筑在接受汉民族建筑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民族、地域特征的民居建筑；是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我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相结互渗透与融合的规律在建筑艺术上的体现；是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处、友好交流、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佐证。

注释：
（1）云龙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市境内南部，据州府鹿城24公里。南接双柏县，在1958年以前为双柏县城。除镇政府所在地和曙光村委会为坝区外，其余为山区、半山区。所驻地海拔1950米，最高海拔为2380米。
（2）转引自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4页。
（3）转引自唐楚臣《彝族的图腾崇拜》载《楚雄社科论坛》，1999年第四期
（4）转引自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0页。
（5）、（6）引自《明史通鉴》卷七。

参考文献：
（1）马曜《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
（2）郝正治《汉移民入滇史话》，云南大学出版社。
（3）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双柏县县志》1992年版。
（5）杨正权《论三皇五帝和中华民族文化》载《文苑纵横》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