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关系是我国民族语言学科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各民族相互往来，共同生活，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族际语言交际模式和使用特点，这种语言使用关系是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分布格局所决定的，而恰当地处理好各民族间的语言关系，不仅有利于我国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更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近年来，有关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日渐成为专家各民族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的分布特点和社会语言使用状况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世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657万多人口。就彝族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及路南彝族自治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等20个自治县是彝族主要取聚居区。在特定的彝族聚居区内，常常又杂居其它民族，而不同民族的交错杂居或相互杂处，形成了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丰富多彩的族际语言使用特点。在彝族聚居区（以下简称为彝语社区）内除少部分自治县和乡村是属彝族单一的分布外，其余大部分有彝族分布的村落都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如贵州境内的很多彝族村落的有汉、苗、回、布依、赵等民族杂居；云南境内的很多村落的彝族与汉、傈僳、苗、赵、壮、景颇、藏、纳西、哈尼、佤、傣、蒙古、拉祜等二十几个民族杂居；四川境内，尤其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内的不少彝族村落有汉、藏、纳西等民族杂居其间；广西彝族居住的少部分村落有汉、壮、苗等民族杂居。彝语社区村落所形成的多民族杂居的分布状况是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区域，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活动和族际间不断交往的结果。

在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状况在乡以下的成百上千个村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拿民族杂居较为典型的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来说，全县居住着24个民族，总人口为443451人（1997年），其中汉族为309225人，占总人口的69.73%；少数民族人口共计为134226人，占总人口的30.27%。在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一万的的有彝、苗、傈僳三个民族。其中彝族9885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29%，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3.65%；苗族1277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88%，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52%；傈僳族134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3%，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0.01%。人口在800人以上的世居的民族有傣、壮（当地称为仲家），哈尼、回四个民族。蒙古族迁入禄劝的时间较早，共116人。此外，赵、纳西、藏、布依、拉祜、佤、景颇、畲、布朗、满、黎、瑶、珞巴、侗、土家等15个少数民族人口非常稀少，共计为156人，他们都是建国后因工作或婚姻关系迁入的。禄劝县的汉族和回族主要使用汉语，生活在彝、苗、傈僳族聚居区的汉族和回族，有相当一部分兼通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其余世居的少数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本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兼通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全县所辖的3个镇15乡中，没有一个乡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即都为多民族杂居乡（详见表1）。而乡下属办事处（相当于行政村，共194个）的村民委员会（全县共有15122个）和村民小组（全县共有2970个）除极少数村落属单一民族外，其余大多数村落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杂居的村落。禄劝的这种多民族杂居村落分布特点，在广大彝语社区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从禄劝县各乡镇的民族分布情况就能够看出。具体见表1。

表1：8个世居民族在禄劝县各乡镇的分布情况[1]

而禄劝县乡以下的办事处，其多民族分布的情况，我们通过云龙乡各办事处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表能够看出来（见表2）。

表2：云龙乡各办事处民族人口分布情况[2]

杂居村落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状况对族际语言使用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彝族分布的区域处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山岳地带，山川坝子相间、河谷纵深交错，山区和半山区及部分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构成彝语社区成千上万个多民族杂居的自然居住村落环境。就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社会语言使用情况总体而言，民族杂居村落在家庭内部主要使用本民族交际，在与家庭以外的民族交际时，主要以汉语（即西南官话，下同）或与之交际的民族的语言为主，与乡镇所在地比较近或靠近公路交通沿线的村落，由于与外面的接触机会多，相互来往较为颇繁等因素，除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以本民族语交际外，家庭以外的族际交际用语大都以汉语为主，这是彝族地区民族杂居村落社会语言使用情况所具有的总体特征。

二、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的族际语言使用特点与交际模式

从彝语社区民族分布情况来看，大杂居，小聚居是民族区域所呈现的总体格局。在特定的区域内，大杂居中有单一的小聚居，小聚居中又有小的杂居。在多民族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插花分布为各民族兼用（兼通）语言提供了条件，而杂居区内单一的小聚居又为不同民族保留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提供了方便。由于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内部各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其它民族语言，兼用或通用现象较为普遍。

在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杂居村落，一部分汉族，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兼通少数民族语言，而年轻一代的双语人较少，一部分年轻人只能听懂少数民族语言，一般不会说，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这主要是由于近二十年来少数民族中掌握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程度越来越高的缘故。也就是说，年轻一代的汉族不通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一般能够与少数民族交往。

表3：彝族杂聚居区村落各代人之间的的语言使用情况

（表1中数字界定：5＝通常使用这种语言；4＝比其他语言更多地使用这种语言；3＝和其他语言使用频度大致相同；2＝更多地使用其他语言；1＝通常使用其他语言）[1]

而在各民族人口悬殊不大的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不同民族语言人从小习得的第一语言都是本民族语言，上学后语言使用特点一般要产生较明显的变化，兼通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数和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少数民族语言人中，除了学龄儿童和个别老年人不懂或不通汉语外，其他人多是兼通多种语言的双语人；而居住在这种环境中的汉族情况则有所不同，即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是少年儿童和中老年人，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语言程度则比较差。而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从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个案调查中能够找到具体的答案。[2]

表4：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抽样调查点各民族情况统计表

说明：

  1. 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地处山区，距云龙乡政府约4公里，块壮聚落，地处坝子。为彝族、汉族、傈僳族3个民族杂居的村落，共有23户104人。其中，汉族5户，共22人；彝族14户，共47人；傈僳族9户，共35人。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从该村落的23户家庭中抽取11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涉及5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0%。其中，汉族3户，计15人，汉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68.3%，占该村落汉族总人口的15.19%；彝族4户，计19人，彝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40.42%，占该村落彝族总人口的18.27%；傈僳族4户，计19人，傈僳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51.42%，占该村落傈僳族总人口的17.3%。

  2. 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地处山区，在团街乡政府驻地西北7公里，村落呈块状分布，靠近禄撒公路（禄劝至撒营盘）。为彝族、汉族、苗族3个民族杂居的村落，共有22户，共计108人。其中，彝族11户，共57人；汉族2户，共10人；苗族9户，共41人。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从该村落的22户家庭中抽取10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涉及44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0.74%。其中，彝族4户，计19人，彝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17.59% ，占该村落彝族总人口的33.33%；汉族2户，计10人，汉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10.18% ，占该村落汉族总人口的100%；苗族4户，计15人，苗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13.88% ，占该村落苗族总人口的36.58%。

  3. 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运昌办事处农贵上队距乡政府驻地西3.5公里，地处河边块状分布。为密朗族（自认为是哈尼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彝族、汉族、傈僳族4个民族的杂居村落，共有42户，共计156人。其中，密朗族28户，计112人；彝族8户，共32人；汉族3户，共12人；傈僳族3户，共12人。在这次抽样调查中，从该村落的42户家庭中抽取11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涉及61人，占全村总人口的39.16%。其中，密朗族4户，计21人，密朗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13.45% ，占该村落密朗族总人口的18.75%；彝族3户，计23人，彝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10.47% ，占该村落彝族总人口的71.08%；汉族3户，计12人，汉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口的5.12% ，占该村落汉族总人口的25%。

  4. 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中屏乡安东康办事处赵家村以赵家首居故名，距乡政府驻地西3公里处，地处山脚散式聚落。为彝族、汉族、傈僳族、苗族4个民族杂居的村落，共有34户，计143人。其中，彝族10户，共40人；傈僳族9户，40人；汉族14户，计60人；苗族1户，计3人。在这次调查中，从该村落34户家庭中取13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涉及58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0.55%。其中，彝族4户，计19人，彝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13.28%，占该村落彝族总人口的47.41%；汉族4户，计19人，汉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13.28%，占该村落汉族总人口的31.66%；傈僳族4户，计17人，傈僳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11.88%，占该村落傈僳族总人口的42.5%；苗族1户，计3人。苗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2.091%，占该村落苗族总人口的100%。

  5.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赵路乡古黑村公所旧村距赵路乡古黑村公所2公里，村落地处西北沿半山坡，呈条状分布。为彝族、汉族、傈僳族3个民族杂居的村落，共有75户。计263人。其中，彝族41户，共163人；傈僳族12户，46人；汉族22户，计54人。在这次调查中，从该村落75户家庭中取10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涉及36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1.41%。其中，彝族4户，计15人，彝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4.18%，占该村落彝族总人口的9.25%；汉族2户，计8人，汉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3.041%，占该村落汉族总人口的14.64%；傈僳族2户，计13人，傈僳族被抽样人数占该村落总人数的5.703%，占该村落傈僳族总人口的28.3%。

从5个多民族杂居村落的民族杂居状况来看，都是3个或3个以上民族杂居的村落，这些村落的社区语言使用和交际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兼用现象较为普遍，每个杂居村落社区内，除了在本家庭内成员间的语言交际主要以母语（单语）为主外，村落中的不同民族都是兼用一种以上其他民族语的双语者，社区内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多以双语进行交际。从总的情况来看，彝语社区中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习得主要是杂居于同一村落中的不同民族在彼此往来、密切接触中学会对方的语言的，因此语言的使用或选择是双向的。同时，这也是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的语言使用和交际环境所决定的。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使用或语言兼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民兼汉”双语类型

像上述的几个调查点，如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的彝族、傈僳族兼用汉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的彝族、苗族兼用汉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运昌办事处农贵上队的密朗族（自认为是哈尼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彝族、傈僳族兼用汉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中屏乡安东康办事处赵家村为彝族、傈僳族、苗族兼用汉语以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赵路乡古黑村公所旧村为彝族、傈僳族兼用汉语都属于多民族杂居村落典型的“民兼汉”双语类型。

2. 少数民族兼职用少数民族语的“民兼民”双语类型

在这种“民兼民”双语类型的村落双语使用类型中，由于每个民族杂居村落的民族分布存在着差异，即村落中的多民族分布有多有少，有的是3个民族，有的是3个以上的民族分布于一个村落，这就使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使用或兼用现象呈现出不同的交际模式，但无论村落中分布有几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间的语言兼用都属于“民兼民”双语类型。如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的彝族兼用傈僳语，傈僳族兼用彝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的彝族兼用苗语，苗族兼用彝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运昌办事处农贵上队的密朗族（自认为是哈尼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兼用彝语、彝族兼用密朗语、傈僳族兼用彝语和密朗语等都属于此双语类型。

3. 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的“汉兼民”双语类型

在多民族杂居的彝语社区或村落，汉族都普遍兼用民族语言，有的杂居村落的汉族兼用一种民族语，有的杂居村落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其中，彝语是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中汉族兼用的最为主要民族语。如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的汉族兼用彝语和傈僳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的汉族兼用苗语和彝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运昌办事处农贵上队的汉族兼用密朗语、彝语和傈僳语等。在彝族地区汉族兼用民族语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

上述彝语社区的多民族杂居村落的双语类型是彝区最主要的三种双语类型，无论杂居有多少个民族，兼用有多少种语言，少数民族兼用汉语的“民兼汉”型，少数民族兼用少数民族语的“民兼民”型，汉族兼用少数民族语的“汉兼民”型可以说代表了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使用或语言兼用的主要类型或模式。

[2]  1999年6月至8月间，笔者选择了彝区民族杂居比较有代表性的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境内多民族杂居较为典型的六个村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通过录音采访、个人访问、开小型座谈会、发放抽样调查问卷，收集和了解有关社会历史背景资料等综合调查方式，多侧面获取了所选取典型杂居村落的语言使用情况资料。这次调查共发放抽样调查问卷53份（每份抽样代表一个家庭），所调查的6个杂居村落53个不同民族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计涉及不同民族的调查对象256人。回收率为100%。文中凡未注明所引用的数字和材料者，均出自作者本次的实地调查归纳的资料。

[3] 该数字包括受调查的密朗族4户共21人，彝族3户共23人。该村落密朗族是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谓，该村的密朗族自认为是哈尼族。其实这个村落的密朗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为了方便将其并入彝族的户数和人数。

三、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与我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一样是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的。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彝语社区的语言使用的交际会有一些个性特点，有其独特的原因，但从整体上看，制约彝语社区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层次：1.民族语言和文字使用的大环境，即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总趋势;2.语言文字使用的小环境或区域环境,即某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地区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功能的大小和发展的快慢;3.民族自身的条件,即某一民族的人口数量、分布类型、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教育水平、有无文字、婚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语言观念等因素通过语言文字使用者（包括整体和个体）具体影响着一种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这三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是影响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的外因，是制约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共同构成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环境；而后一个层面是内因，是语言文字使用发展特点的内在条件，它通过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的各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自身特点以及族际间语言使用者而发挥作用。具体说：

1.民族语言和文字使用的大环境，即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民族语文政策在民族语言和文字方面的具体体现，它包括一整套规定、指导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方向的政策性措施。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中，民族政策和语文政策从根本上决定着该国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文字的“命运”。如果国家有关政策是平等的、保护性的、建设性的，民族及其语言和文字就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语言和文字的使用与发展就会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相反，有些国家由于推行不平等的、强迫同化的民族政策及语文政策，用行政手段规定各民族的语文使用，导致民族间的隔阂甚至冲突。这是不利于民族自身的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并以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下来。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七十一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第七十七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以上三条法规从民族、自治机关、公民三个层面确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了使用和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治权利，从而为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平等、宽松的大的语言和文字使用环境。为我国民族语文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繁荣的春天。同时，也使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和发展提供了平等、宽松的大的语言和文字使用环境。50多年来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为极大地提高了少数聚居区和杂居区的民族语文的使用层面，社会地位，从而大大加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扩大了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确立了民族语言文字在学校教育中地位，深化了民族语文的功能，发展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确立了民族语文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与此同时，还帮助部分没有文字的10个民族创制了民族文字，这不仅使这些民族从拥有记录自己语言、文化的书写系统，而且还扩大了这些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聚居区和杂居区）所实施的双语教育教学取得的不同程度的成效就是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成功的最直接的写照。像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的彝族聚居区或杂居区的彝语社区村落就是我国双语教育教学政策实施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受益区域。建国以来的民族语文在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双语教学体制中的地位逐趋正常，愈来愈适应社会大环境变化中的民族教育的实际需要。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活动有所加强，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始终贯彻和实施民族语文政策所带来的新气象。

2.区域性的语言环境，即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也有制约作用，民族关系总是体现为某种语言关系，从而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产生影响。而语言关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社会、文化的相互接触、影响，在语言上出现的种种关系。语言关系不仅影响语言结构的特点出现种种语音、词汇，甚至语法的变异，而且影响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功能产生变化。从整体上看，我国语言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主要的。同时制约语言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人口及其分布、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宗教等，这几种因素往往综合地、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语言关系。其中的人口数量的多少往往起主要作用。人口多的语言，社会功能较强，容易成为某一地区的族际语，容易被人口少的民族兼用。如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汉族是主体民族，因而汉语成为该县其他各少数民族普遍兼用的语，但在具体到该县民族聚居或杂居的村落，特别是多民族聚居的村落，汉族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兼用着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一些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主体民族语言都成为该区、该州、该县的通用语，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是主体民族，部分瑶族、苗族、仫佬族都兼用了壮语，有的甚至转用了壮语，只不过兼用的范围、程度以及兼用的类型上有所不同或存在差异而已。特别是在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语言兼用现象就比较普遍，少数民族不仅兼用主体民族汉语，同时少数民族兼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如禄劝彝族苗自治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的彝族兼用傈僳语，傈僳族兼用彝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的彝族兼用苗语，苗族兼用彝语，禄劝彝族苗自治县团街乡运昌办事处农贵上队的密朗族（自认为是哈尼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兼用彝语、彝族兼用密朗语、傈僳族兼用彝语和密朗语等。

3.在彝语社区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交际和使用过程中,杂居村落中各民族自身条件对村落族际间的语言使用和发展有制约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语言社区或村落中，人口不仅是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个民族语言使用功能大小的制约因素。一个民族在该区域人口熟练的多少从总体上决定着其语言和文字社会功能的大小。尽管杂居村落种的每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对母语人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情感价值，但在跨民族或跨地区的交际中，每种语言的社会地位、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就一般情况而言，决定一个村落的民族语言使用价值大小的成因中，使用人数的多少是关键。特别是在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社区，一种语言使用人数的多少，往往决定着该语言在族际生活中社会功能的差异。使用人口多的语言，不仅是本民族族内的主要交际用语，也为当地的族际通用语，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人口数量超过100万的其他15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中，壮语、维语、蒙语、藏语4种语言分别是我国4个自治区的通用语，苗语、彝语、朝鲜语、白语、哈尼语、傣语6种语言是自治州级的通用语，布依语、侗语、瑶语、黎语、哈萨克语则是自治县纪的通用语。又如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傣语不仅是傣族使用的语言，还为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部分人所使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虽然汉族的是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但该县的彝族人口总数是20多个民族中，其人口数仅次于汉族，汉语是该县各民族的主要通用语之外，彝语也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很多民族的通用语或兼用语。而在该县的很多的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各民族间相互同用语言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如该县云龙乡本长办事处阿自地村的汉族兼用彝语和傈僳语，彝族兼用傈僳语和汉语，傈僳族兼用彝语和汉语；该县团街乡麻初办事处民安乐村的部分彝族兼用汉语和苗语，苗族兼用彝语和汉语等等。这说明，在双语（包括多语）环境中，一种语言使用人数的多少往往对语言兼用，特别是在以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语言社区中对民族间的语言兼用有影响或制约作用。另外，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社区中，民族的分布（包括聚居或杂居）、经济形态、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婚姻状况、语言态度等诸多因素对彝语社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族际语言交际和使用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