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结 论
一本文涉及的两个村子的人都认同彝族，他们对自己的族属问题没有任何异议。本文列举了一些从文化上界定彝族这个族群的材料，但最终目的并不是讨论族群认同问题，而是想考察相同族群认同的人们如何表述对该族群的文化认同。
韦伯指出族群对相似性的认同是主观的信念(subjective belief)， 还对族群的历史有主观的“共同的记忆”(shared memories)。坤村彝族和嘎村彝族虽然在文化表述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可是他们都有相同的洪水故事、相同的地名来源、相同的送魂终点等“共同的记忆”。
安德森在他的名作《想象的社群》中提出族群是“想象出来的社群”。结合彝族的情况理解，一个人觉得自己属于彝族，不是因为他与每一个彝族有具体的关系，也不是认识所有的彝人，他只能通过想象界定其他彝人与自己属于同一个社群。彝族中广泛流传的“洪水泛滥”神话传说，不仅想象彝族共同的地域认同，想象和认同彝族的同根性。本研究中两个彝族村的洪水故事都说洪水泛滥后地面仅剩的一位善良人士与天神之女结婚后，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彝族。
巴斯提出了“族群边界”的著名概念。他不强调文化特征，而是把族群看作是一个社会组织，强调族群间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内部的，是思想里面的，即人们怎样自认为是一个族群。坤村彝族和嘎村彝族之间的边界，由于历史上政治体系不同，坤村属于土司管辖区域，嘎村属于家支势力管辖之地，由此两村人把自己放入两个社会组织体系内，加上汉人的黑彝、白彝，生蛮、熟蛮的划分，从而使两村人自认为是相互有区别的次亚族群。
科恩指出族群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认同都可以看作 是与一定的权力争取有关，族群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问题，就是政治原因，是隐性的，是主观的。为了争取权力和资源，在实践过程中不同族群层次会利用相应的层次概念来表达。彝族相对于汉族群和其他民族来讲，会认同为彝族，而彝族内部又有各种次族群，如诺苏、纳苏等等，诺苏下面还可以分为曲木苏和诺木苏等等。
凯斯在《族群变迁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族群，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类型。两个彝族村子在文化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年节方面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变迁引起的。坤村由于靠近汉族村子，因此改过汉族的春节，对传统彝族年不重视，而嘎村只重视彝族年，并不不过春节。教育用语的选择上，坤村彝族因为汉语程度好，倾向于愿意直接用汉语教学，嘎村则倾向于同时用彝语教学。
陈志明教授提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可以是不重叠的。从 彝族的情况看，两村彝族的村民们因为汉化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表述。汉化程度浅的人，自然很认同彝族这个族群及其文化；那些汉化程度高的人，虽然文化上接受了汉文化较多，也认同彝族；即使县城里已经不会彝语的小孩子，他们也认同彝族这个族群。
二根据巴斯族群边界的最初含义，族群边界的划分，不需要强调文化特征，仅需要把族群看作是一个社会组织，认为族群边界是思想内部的。他提出考察族群应该是：“族群边界确定一个群体，而不是由其文化材料确定的。”（Barth 1969:15）。关于“文化材料”，巴斯指的是语言、宗教、习俗和法律、传统、物质文化、烹饪等等（Jenkins 1997:107）。巴斯这个论点后来受到一些学 者的质疑，金克斯指出：“坚持认为在文化变化和族群区别的非连续性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等关系，它避免我们从形态学上列举文化特性来分析族群的错误。然而，这种论点也可以与建议文化材料在区别之外同质，而这种区别是以某种不相关方式的武断的社会结构，这当然不是事实。”（Jenkins 1997:107）。巴斯在后来 的一篇回顾族群边界的文章中承认：“文化内容与边界相对应的论点，像被阐明过的那样，无意识地起到了误导作用。是的，这在分析边界过程中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要列举全部内容，像旧式的特征列表那样。但是……在一个族群中，其中心的和文化的价值制度和行为可以深刻地参与其边界维持。”(Barth: 1994:17，18)。乃 伍村和坤村代表两个受外来文化影响程度不同的彝族村子。两村虽然相隔只有四十多公里，但却有各自鲜明的文化内容，以此可以划分两个村作为两个次亚族群的族群边界。文化内容的在不同族群成员中的反映，即两村村民表现出的稍有差异的文化认同，区分了两个村的族群边界。
前面我们讨论了从语言和宗教表现出来的彝族文化认同。根据访谈结果，我们认为：两村彝族成员个人有不同的文化表述，而表现出文化认同是变迁的，是多样化的，甚至是不稳定的。影响文化认同变迁的因素，在这两个彝族村子里主要与接受汉族文化的程度深浅有关，并从其族群成员对待其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对于坤村和嘎村彝族成员，村民们因为背景不同而在对彝族文化的表述上，强调和解释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社会化的原因，而从整体上认同彝族传统文化。人们因为语言掌握程度，对传统宗教的笃信程度，受教育程度，分布区域，性别，年龄等背景的不同，而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表述上存在着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们对彝族的认同。对他们来讲，认同彝族是社会化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彝族家庭，并有彝族亲属网络以及其它社会化原因。正如陈志明教授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时指出：“族群通过社会化来确认认同”（Tan 1997a:103）；“社会化是识别族群或亚族群的基础，尽管个人是用行动来解释 认同以及决定强调或不强调它的公众表达”（Tan 1997a:104）。一 个人生下来时无法选择族群和母语，但后来的发展却可以改变这些情况。斯库纳巴康斯对此有一段叙述，他说：“族群和有附加 条件的某人语言或母语，两者都像文化的中心，都想利用最初的归属来源：你出生于一个特殊的族群，而且这个环境决定什么语言是你的母语（或者如果你的父母说不同的语言，就应该是多种母语），这些都将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但是，以后你的族群、你的认同、你的语言及其最后成形并运用，所有这些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受经济和政治和你的社会环境以及以后的生活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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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中国凉山两个彝族村子的个案研究（第五章） ■ 巫达 发布时间：2002-8-18 8:09:14
这些事情也影响到你对你的族群和母语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的重要性知道什么范围。”(Skutnabb-kangas 1999:55)。
本研究中两个村子比较起来，嘎村汉化程度浅，坤村的汉化程度深。嘎村村民中多数人不懂汉语，特别是老年人、小孩和妇女，能用汉语交际的是一些经常出门的年轻人。在宗教方面，该村村民绝大多数认同毕摩和苏尼，笃信自己的传统宗教。而坤村村民则相反，除少数老年妇女和儿童外，几乎都是彝汉双语者。该村没有毕摩和苏尼，人们在生病时表现出相信医生治疗多于用宗教方式治疗。从这两个彝族村子走出来，到外地工作的人，他们的孩子有些已经不会说彝语，转用了汉语，由于中国教育中无神论的影响，这些人对彝族传统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了。
把这两个村子的文化认同类型放在一起考虑彝族的文化认同，我们发现彝族的文化认同是一种连续体，有不懂汉语笃信传统宗教的类型；有操彝汉双语、同时强调传统宗教和医药同时治疗病痛的类型；有到城镇工作后，其子女不会彝语，不懂彝族传统宗教的类型，等等。这和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文化认同有很大的相似性。陈志明教授的文章指出：“总的来看，文化认同的概念，马来西亚华人呈现一种连续体，一方面是最多的文化本土化，比如峇峇人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最少的文化本土化。在最少本土化方面，极端的情况是华人不仅能够说华语写华文，还拒绝所有形式的本土化。这是华人文化民族主义，有些甚至是民族中心主义。多数华人是介于这两种文化类型两极之间的。”(Tan 1997a:107)
本研究是从语言和宗教两个方面揭示了彝族文化认同的不同类型。所选择的两个调查点，考虑选择了一个汉化程度最小的村子，另一个村子则汉化程度最深。汉化程度浅的地方，通用彝语、笃信彝族传统宗教，汉化程度深的村子，人们兼通彝汉两种语言，生病时采用宗教仪式治疗或者吃药求医并用。两个村的村民对彝族的语言和宗教的认同呈现出不同的差异。
三从语言上看，嘎村彝族很认同本民族语言。彝语是村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懂彝语怎么算是彝族？”这句话是这个村村民语言态度的最好总结。由于汉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招工、升学等现实需要，要求人们掌握汉语，否则，将错过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嘎村村民也乐意接受汉语，希望能掌握汉语。在教育用语的选择上，他们认为用彝语文教育效果最好，但彝语文的使用范围狭小，用途没有汉语文广泛，因此也接受采用汉语文教育。坤村彝族由于大多数是彝汉语双语操用者，用汉语交流和接受教育没有困难，因此在教育用语的选择上，表现出愿意直接采用汉语文教育，并不要求用彝语文教育，但对彝语是认同的。这种情况可以与凉山彝族其它一些情况相印证，接受汉文化较深的彝族表现出对本族群文化的热爱与认同。例如“山鹰队”59、“黑虎队”60等以彝语演唱的流行歌曲的词曲作者和演唱者，都是接受过中等以上汉语文教育的人。
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而表现出对本族群语言文化强烈认同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受到一定外来影响而对本族群语言文化认同持怀疑态度的例子也不少，对异文化有充分了解后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也很普遍。中国历史上的汉民族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历代王朝都以自我为中心，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强烈认同自己的语言文字，与自己有差异的外族一概称为“鸟言兽语”。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破，西方思想涌进国门、西风东渐的时候，一些人开始怀疑汉语文的优势，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专业术语大量借用西方文字的时候，一些人甚至提出汉文字要走世界拼音化方向。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人解决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后，人们开始强调汉字的优越性，有人甚至扬言汉字将是今后互联网使用最多的语言。大家知道，犹太人是接受外来语言文化甚多的民族。斯大林根据他自己提出的民族定义来考虑犹太人的情况，认为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不是一个民族，因为犹太人 “在经济上彼此隔 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斯大林1913：295）。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遭遇，唤起他们振兴民族的愿望，促进了战后犹太人对本民族几乎消亡的民族语的认同，从而兴起希伯来语复兴运动，使希伯来语“死而复生”。人们对本族群语言的认同程度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位有关，例如，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使几乎照搬了汉族的语言文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处于低落阶段，后来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则表现为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历史上曾经被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统治过的汉族，不仅没有照搬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相反，涵化了许多周边民族，这是因为汉族人口多，科技、农业、经济等相对比那些民族先进的原因。英语本来是古代央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一种日耳曼语言，当年使用人口并不多，其地位并不显赫。后来当“大英帝国”的旗子插满全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候，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英国都是处于优势，很多弱小语言迅速吸收英语词汇，很多原来属于英国殖民地后来独立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很多民族语言英文受英语影响力的影响，采用拉丁字母书写本民族语言，比如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为境内少数民族创制的文字。英语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还有一些英语和弱势语言的混合语“洋泾滨语”(Pidgin)和“克里奥尔语”(Creole)61。目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英语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和热爱，并引以为荣。
嘎村在历史上受彝族家支势力的控制，国家权力对其影响甚微，历代王朝势力均很难介入这个区域，因此与其它民族发生关系的机会较少，汉语的影响开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此很多人不会汉语。彝语是嘎村村民的日常最重要的交际语，人们很自然地强烈认同彝语。但由于汉语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各方面优势作用，人们表现出学习和接受汉语的紧迫性。表现出愿意让孩子学习汉语文，便于以后升学就业，但仍然强调彝族语言的重要性，有人（比如沙玛毕摩）甚至认为不会彝语就会变成汉族，因为不会用彝语理解彝族传统文化，自然就不像彝族，变成汉族了。
坤村的环境临近汉族村子，处于诺木苏彝族进入曲木苏彝区和汉族聚居区田坝镇的交通要道上，历史上长期归土司管辖，政治上是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的。因此，坤村在政治统治、商品经济、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与周围的汉族村子接近，和汉族交往交流的历史长。因此，多数人是彝汉语双语者。他们在语言使用方面，并不刻意选择，因为与彝族和汉族交往，语言并不构成障碍，他们可以依说话对象自由转换彝语和汉语。因此，他们并不特别强调对彝族语言文字的认同。在教育语文的选择上，多数人认为用汉语文教学就可以了，没有刻意要求采用彝语文教学。
四跟语言一样，宗教信仰是彝族重要的文化内容。嘎村彝族保持传统宗教信仰较多，而坤村则保留得较少一些。这也是跟汉化程度的深浅有关的。在甘洛县，彝人、汉人和尔苏人之间的族群界限很明确，其中一条标准就是三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比如从宗教神职人员看，彝人有毕摩和苏尼；汉人有端公、神汉62；尔苏人有沙巴63。虽然三族之间有相互请其他族群的神职人员到家里驱鬼治病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是极少数。嘎村彝人就从来没有请汉人端公神汉或尔苏人的沙巴来作法。
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中国凉山两个彝族村子的个案研究（第五章） ■ 巫达 发布时间：2002-8-18 8:09:14
除了彝族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外，嘎村彝族几乎不知道汉族和尔苏人的宗教体系。在嘎村的访谈中，当我问村民知不知道汉人和尔苏人的宗教信仰时，他们都表现出神秘感。沙玛毕摩说：“汉人和尔苏人都有‘毕摩’。汉人的‘毕摩’比我们彝人毕摩还厉害，他们还有庙，里面有很多光头的‘毕摩’64，天天念经，我们彝族还没有庙。尔苏人的‘毕摩’65也很厉害，听说我们彝族毕摩不能治好的病，尔苏人的‘毕摩’就能治好，特别是尔苏鬼缠身的病更要请尔苏‘毕摩’来驱赶。”在坤村，由于离汉族村子近，人们对汉族民间宗教的了解比嘎村多一些。但坤村本身没有神职人员，他们要驱鬼念经都要从村外请。他们主要请彝族的毕摩和苏尼，也有请汉族端公和神汉的。坤村的慕格道出了原因，他说：“人病了，如果在医院治不好，或者效果不佳，就要考虑请人驱鬼祛病。如果缠在病人身上的鬼是彝鬼，就要请彝族毕摩苏尼念经驱鬼，如果是汉鬼作崇，彝族毕摩苏尼对付不了的，请汉人端公和神汉或许管用，因为汉鬼听不懂彝语也很有可能撵不走。我们这里离尔苏人很远，尔苏鬼可能不会到我们这里来作崇，我没有听说过我们村那家请过尔苏人的‘毕摩’来家里念过经。”坤村彝族虽然接受汉族的端公神汉来作法，但前提是病人是因为汉鬼缠身，所以，归根到底，坤村的彝族仍然以彝族的传统鬼怪观念为主，笃信彝族的灵魂观和鬼神观。
嘎村和坤村的彝族，乃至整个凉山彝族，现在吸收和接受汉族文化很普遍。很多地方，特别是火车铁路或汽车公路等交通要道附近的人，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文化内容上向汉族靠拢。比如，彝族的传统丧葬方式是火葬，可是安宁河流域靠近汉区的彝族（自称‘咪西苏’，意为‘平坝人’，他称‘水田’），经济条件好的还行火葬，否则改用汉族棺葬的习俗。坤村除少数几个老年妇女和小孩子外，基本上是彝汉双语人，在服饰上，老年妇女还穿传统衣服，年轻人或中年人，除非节日或婚丧嫁娶等场所，大家都不再穿彝族传统服饰，而改穿更为轻便易买的西式服装了。但是，在宗教上，彝族的宗教信仰体系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很少或没有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彝族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直接与汉化程度相关联的。本研究表明：汉化程度浅的人，自然很认同本族群的传统文化，比如嘎村村民；受汉文化影响深的人，也会认同本族群传统文化，只是在表述的时候并不刻意强调本族群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同时可以有两种选择。比如坤村村民。两个村子的彝族因为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居住环境，对彝族语言和宗教存在着有差异的经验和感知。这也与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华人的相似：“不同地区的马来西亚华人有不同的地方经验，他们对自己以及别的区域的人对他们的华人认同存在不同的感知，尽管他们都是华人”(Tan 1997a:107)。对彝族语言和宗教的认同，在嘎村和坤村有不同形式的表述和反映，这是区分曲木苏和诺木苏两个彝族次亚族群的边界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社会化的原因，不同的文化认同与表述并不影响这两个村子的村民对彝族这个族群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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