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彝语社会语言学研究涉及的主要方面及成绩
就我国彝语言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和彝语文工作所涉及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来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与民族
语言与民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各民族间不断接触和交流,每种语言的发展和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王天佐的《试说汉语嘴头话的人称代词彝语的关系》[1]探讨了嘴头话的人称代词与彝语人称代词二者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朱崇先的《昆明西山乡彝文单字注音的初步研究》[2]给我们提供了西山乡纯洁族吸收外来文化,学习的使用彝汉双语的见证和史例。格里姆、拉斯克等语言学家阐述过通过语言史对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方国瑜先生也曾指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见语言是“活的社会化石”。正因此,许多人从彝语言材料入手研究彝族历史。如马学良的《〈白狼歌〉中的“偻让”考》[3],马学良、朱崇先的《从语言论证南诏国的族属问题》[4]等。通过语言分析,还可以探索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物质生产、心理状态及思维特点。如朱文旭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姓氏词的词汇结构及等级分化》[5],朱崇先的《彝族王号“诏”与庄音变异考》[6]等论文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例证。
2.语言关系与民族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多文种的国家,各同族由于语言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种种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彝族社会生活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地域差异及居住环境的改变,使彝语自身在发生种种变体或变异的同时,也促进了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来往。贾巴乌清的《凉山彝族人名的构成及其演变》[7]、陈文汉的《彝语言方位词的收来及演变初探》[8]刘应珍的《试论彝语鼻浊音的演变》[9]等论文从不同视角探析了彝语的种种变体或变异等现象和问题。关于民族和语言文字的渊源关系问题,历来是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如陈英的《论彝汉语文的同源关系》[10]和《试论汉彝民族的历史的渊源》[11]、丁椿寿的《彝文非仿汉字论》[12]、朱建新的《彝汉文渊源之争述略》[13]等论文从语言与民族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彝文、汉文二者是“同源”还是“同源异流”等引入关注的问题。李乔的《这是偶合吗——从彝文字谈起》[14]、《一个千古难解之谜——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渊源关系试析》[15]和《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彝文始祖》[16]三篇论文依次通过半坡刻划符号(陶文)与彝族文字的对比和研究中,论证了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族文字一脉相承,半坡陶文是彝族文字的始祖的观点。
3.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通过语言词汇的分析,可以探讨一个民族文工团明发展的历史,通过谱系分类,可以探明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到某些与语言系统平行的文化类型的分布面以及语法结构与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语言帮助人们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同时也制约着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所构筑的与之相应的文化结构的个性和特点。
1)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各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亲属称谓系统。亲属谓是社会关系的缩影,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它反映着婚姻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几十年来,我国语立学界、民族学界较早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利用这把钥匙作了具体化的研究。如傅懋勣的《彝语亲属称谓受话者性别的影响》、[17]朱文旭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及其婚姻形态窥探》、[18]苏连科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和词源结构研究》、[19]徐尚聪的《彝族亲属称谓词初探》、[20]马锦卫的《彝族亲属称谓考》、[21]互尔巫达的《凉山彝族亲属称谓的序数词素及其民族学意义》[22]等有关论文,对彝族亲属称谓系统的语义特点、词源结构及其民族学意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析,为研究彝族的亲属制度及社会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2)专人名词命:族名、姓名、地名及动植物名称等到专有名词来源及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专有名词中的社会与民族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制约地名的历史、文化、地理要素、姓名起源及其特征,使用情况及族称的意义、命名方式等,许多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涉及彝族族名的论文如:卢义的《彝族的族称、支系及其文化特征》、[23]李永燧的《说“诺苏”》[24]和《关于诺苏——有感于戴文商榷》、[25]普学旺的《论普米、羌、白、土家、缅等族和巴人、棘人、骠人自称的的原始意义为“白人”——兼论彝族自称“谨苏”意为“黑族”及其起源》[26]等等。戴庆厦、胡素华的《“诺苏”为“黑族”义质疑》[27]则从语言学、社会认识心理学和历史文字文献等方面对“诺苏”非“黑”义进行了分析和论证。马学良的《彝族姓名考源》、[28]朱文旭的《凉山奴隶社会姓名的构成及演变》、[29]马拉呷、吴明光的《有趣的彝族名字》[30]等论文为我们研究彝族的人名姓氏构成及其演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巴莫·阿依的《凉山地名初探》、[31]李尼波的《“居徒姆姑”考》、[32]张庆培的《寻甸彝族地名汉译体会》[33]等通过对彝族地名的分析、对彝族地名命名方式来源和所反映出来的彝族社会历史作了初步探讨。戴庆厦、曲木·铁西的《彝语义诺话云贵物名词的语义分析》[34]则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通过义素分析分类法,对彝族动物名词语义特征所采取的组成方式同彝族社会文工团化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3)语言与文学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多年来,许多学埏对有文字民族的书面,以及口头文学乃至无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学作了大量研究,对二者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如罗曲的《彝族诗律探析》、[35]贾银忠、安群英的《凉山彝语的语言风格略论》[36]等运作丰富的彝语言材料,从彝语言风格的形成、彝语言风格的类型及彝族诗歌律(节奏韵律)及其特点方面作了探讨。
4)语言与心理
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民族语言领域内更有着广泛的天地和美好的前景。如黄行的《凉山彝族双语教学态度的调查研究——兼论语言态度的问题》[37]等底细文运作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人们对双语教学态度的不一致,及造成这一矛盾的社会原因。有的论文则通过对彝语“尔比尔吉”的(即格言)的研究,探析了语言与社会心理所反映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覃敏笑的《试论凉山“尔比尔吉”中的女性观念》[38]等。彝族语言与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很多方面还没有深入研究,甚至尚未涉及,因此还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5)语言与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的任何关系和变化,都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中有所反映。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和贸易往来关系,环境变迁等也将在语言词或文字材料中留下痕迹。如余宏的《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39]等通过贵州水西地区保留下来的彝文资料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彝族土目与佃户之间经济租佃关系的实质。
6)语言与宗教
语言和宗教都有属于文化范畴,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宗教的产生、传播、宗教的特点会在语言中保留某些痕迹;另一方面语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能够反映宗教产生、变化、传播的过程和不同宗教特点及其演变。如于锦秀的《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的宗教系统的类型》、[40]马学良的《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41]和《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42]等,从彝语言材料入手,对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宗教形式和宗教信仰等近存的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特点等到问题作了论述和研究。
4.
语言与语文政策
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经验证明,做好民族语文工作除了必须认识我国民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外,还要认识民族语文同各种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心理、社会条件、传统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从中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民族证明文使用、发展的制约作用。在认识上,要把民族语文工作看成是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行动上,要积极帮助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已的语言文字。建国以来,有关的彝语文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发表了不少文章。有的论述语言规划、有的论述语言地位和语言平等政策,有的则强调语言统一、语言立法等等。这些有益的探索,对指导我国彝语工作,制定彝语文政策的实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周庆生的《规范彝文在凉山的普及给人们的启示》、[43]曲木·铁西、沙马八路军的《论彝文对提高彝族农民素质的重要意义》、[44]武自立的《规范彝文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巨大作用》[45]等等充分肯定了彝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语文规范化问题是制订和完善文字的重要内容。在彝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彝语言规范化问题是众多专家学者深为关注的重要内容。如陈士林的《凉山彝语新词述语的补充和规范》、[46]马兴国的《彝语词汇规范化浅谈》、[47]丁椿寿的《论彝文的类型和超方言问题》、[48]张余蓉的《谈汉彝姓氏翻译书写形式的规范》、[49]阿鲁品豪的《统一规范彝文势在必行》[50]等等是探讨上述有关彝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问题的论文之一。
5.
民族语文教学
民族语文教学是社会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彝族地区特别是不通或半通汉语的彝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是提高彝族整体教育水平及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专家学者都有从不同角度对双语文教学的方式、途径及成功经验和意义等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华讯的《四川彝汉双语教学两种并行方案初探》、[51]胡书津的《四川省彝、藏地区教育体系中发展双语制之我见》、[52]张余蓉、余惠邦、马锦卫的《凉山州双语教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53]等论文对彝族地区的双语教学的状况和发展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6.
社会语言状况
社会语言状况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彝族社会语言状况的论文颇多,很多论文就有我国彝族语言文字的历史、类型、使用状况及其发展特点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和研究。如余宏模的《试谈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54]周裕栋的《云南彝文的使用和传播》、[55]武自立的《云南彝族语言使用情况、文化教育和文字问题的调查》[56]等等。